[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04）05-0086-03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04年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13年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 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21年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02年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