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5）01-16-4 一 对于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史学界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缓慢发展，还是停滞不前？客观地说，蒙古与南宋对峙四十余年，兵燹所及，必然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灭宋前后，元朝政府又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将原来南宋统治地区的“南人”视作法律地位最低的第四等人。落后的统治观念和游牧民族旧有的野蛮习俗，都在一定程上损害了原来比较先进的南方经济。但是，就其具体地区和影响而言，作为元朝江浙行省的浙江全境，所受损害却相对要轻得多。究其原因，一是南宋末年，宋蒙战争在浙江地区进行得并不激烈，包括临安府、绍兴府、庆元府（今宁波）、温州、婺州（今金华）、秀州（今嘉兴）等经济发达的州府，并未遭到兵火的严重摧残；二是入元以后，蒙古贵族在汉族官员的辅佐下，推行“汉化”政策，注意扶助农桑，鼓励商品交换，减轻赋税剥削，它与浙江经济的许多特点和内在因素可谓一拍即合。这样，便为浙江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创了某些客观条件。 浙江地处江南富庶之乡，境内人口稠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海港众多，对外交通便利，又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地方上的商贸活动自隋唐以来就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两宋时期继续保持了这一良好趋势，尤其到南宋，浙江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入元以后，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丧失，但经济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元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浙江百姓享受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于是，原本各个方面基础较好的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日臻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的地位。本文拟着重就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一具体论述，以期为史学界就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略呈刍荛之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商品种类的丰富、流通领域的扩大以及商业分工的完善充分反映出元代浙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元代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有满足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满足上层消费的各类精细的工艺品、奢侈品等物质。粮食、丝织品、瓷器等产品在浙江商品经济中所占份额都很大。浙江一带是元代最为重要的产粮地区，无论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总产量都在全国遥遥领先。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粮食除供应当地食用和缴纳赋税外，还有相当部分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北方大都等地方，城市里的大小官吏、士兵、工匠、市民、商贩等人都需要仰赖江南漕粮，南粮北调成为当时的一项基本国策，每年通过海道与大运河长途贩运的粮食皆有数百万石之多。这些北上的粮食一部分通过政府组织运输，另一部分则由商人自行贩鬻。浙西地区是天下“粮仓”，倘遇丰收年成，便将“羡余”精食“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注：王祯：《农书》卷11《农器图谱一·围田》）。这些粮食供应贩卖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它在市场上的价格，正所谓“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注：《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拘滞车船》。），体现出商品交换中价格随着供需关系变化而起伏。浙江不仅有粮食输出，也存在一定的粮食输入，如浙东庆元路郡临海隅，“民无终岁之蓄，计之户口，藉贩籴者兰之”（注：《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平常时候尚有一半的粮食需从他郡转运，可知一旦碰上灾荒，在粮食上的这种依赖会更为紧迫。据史籍记载，定海（今宁波镇海）粮商乐大原来往于庆元、广东、福建之间，大德十一年（1307年）浙东饥荒，乐大原就曾“发巨艘贩泉南、广东之米，平价使人就籴”（注：《民国镇海县志》卷22《人物》。）。江浙人趋利重商，粮食作为大宗商品，在元代不但贩运数量很大，而且在南至福建、广东、北达大都、和林的广袤地域都有非常兴盛的长途贸迁，足见其商品化程度有大幅提高。 杭州、湖州等路还是元代江南举足轻重的丝织生产中心，丝绸贸易在江浙依然非常繁盛，在整个商品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植棉纺织业在江淮等地相继兴起使得棉纺织产品开始进入流通市场，丰富了传统手工业商品的种类。与浙江毗邻的松江一带自黄道婆传教棉纺织技术后，从事该业的民户众多，“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商贩于北，服被渐广”（注：王祯：《农书》卷21《农器图谱十九·木绵序》。）。瓷器是又一传统手工业产品，浙江龙泉青瓷此时继续发展，不仅遍及国内南北各地，而且远销东、西洋海外市场，被称作“处瓷”、“青处”，成为国家商税的一项重要来源。此外，水果、竹木等地方土产在商业贸易中也长盛不衰，如江浙间广植柑树，获利颇溥，杭州需内就有买卖柑子的专门市场。元代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东南沿海设置市舶司，大力拓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为工艺品和奢移品等市场提供了无以计数的“番邦奇货”，其中尤以南洋的各种香料，象牙、珍珠等奇珍异宝和日本的折扇、刀具、螺钿器等物品，深受上层统治者和富民的喜爱。 元代商业市场的分工也趋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不少城市里，都按照不同的产品交易置有专门的商业贸易区，据宋末元初学者周密记载，杭州城内就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市、南猪行、北猪行、布市、蟹行、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诸市（注：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市》。），实际市行肯定不止这些，它们分别散布在城市各处。杭州人烟稠密，街市居民食米大量仰给商品粮，米铺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铺子在各城市都有设置，或官营，或民营。另外杭州城还有为数众多的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专营诸色点心）、肉铺、鲞铺等。又如潮州路长兴州（今属浙江）有五熟行、香烛行、银行、玉麈行、度生行、浇烛打纸印马行、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锦鳞行、碧缘行、漕行、五色行、正冠行、双线行、糖饼行、果行、彩帛行、厨行、饭食行、酒行等（注：《两浙金石志》卷15《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碑》。）。其中多数属于商业分工，还有少数如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等从属于服务行业，宋元以来服务行业的分工也已较为完善。商业市场分工的细化、完善能够折现出一个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过元代的工商业发展，浙江境内各郡逐渐获得了良好的地方声誉，明人曾称“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衙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此类“地因物名，物以地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市场分工完善和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