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59

——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

作者简介:
赵国杰,翟欣翔,郝清民,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 赵国杰(1950— ),男,硕士,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林毅夫认为,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主因的传统解释与经验事实不符,而应该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这次危机,并归因于“一次性博弈”。笔者对这一假说予以严格的定量检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农作政策是这一阶段农业危机的主因,同时自然灾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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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4)04-0299-04

      一、对假说进行定量检验的起因

      对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传统的解释是:1)三年的自然灾害;2)公社内部的管理不当以及外部的政策失误;3)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缺乏激励等为主要原因[1]。

      林毅夫用经验资料逐个检验了此三种解释,认为上述解释不是造成农业危机的主因。林毅夫采用博弈论观点解释了这次农业危机,他认为农业生产的监督极为困难,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提供同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此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社员如果有进出自由,那么此合作社的性质为“重复博弈”;如果退出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在1958年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滑坡,由此造成这场农业危机[2]。

      上述假说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3]。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其假说的两个方面:在对林毅夫假说的内部逻辑一致性方面,Dong和Dow(1993)在劳动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剖析了社员在没有退出权时劳动积极性更高的这一现象,并提出反常的政策是1959—1978年间农业生产绩效之所以不良的原因[4];在对林毅夫实证资料的可信度和解释方面,Kung讨论了对劳动者的监督和退出成本问题,并对退出权发生时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5]。曹雷则认为,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农民所付出的劳动是在当时限定资源情况下的最优配置之一,不能是危机的主因,危机的主因应该是当时特定的制度和自然灾害综合影响的结果[6]。据笔者所知,到目前,还没有文献对林毅夫假说进行定量检验,本文拟采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定量检验林毅夫的假说。

      二、对假说之研究方法的分析及检验思路

      从林毅夫研究的方法看,他先定性地分析了传统解释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之处,否认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提出了将“一次性博弈”假说作为其解释农业危机的主因;采用唐宗明、文贯中等几位学者的数据以及经验权重,计算出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此验证其假说。

      笔者认为,林毅夫按四个时期来考虑问题,并提出“文贯中的估计不会因批评者所提出的要素份额或加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缺乏有效的说服力。因为在几十年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演化中,各要素的权重采用经验值作为依据欠妥,有必要采用计量回归方法计算各因素的权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回归出各个要素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检验林毅夫的假说。

      林毅夫认为,自然灾害不是农业危机的原因,在进行指数计算时无需考虑其影响。但是笔者则认为,如果实际情况是在某主要因素导致生产率低下的同时,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其结果将变得极其复杂,并不能先验地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应予以定量检验。

      由于林毅夫假设各要素权重之和为一,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故为保证比较口径的一致性,即可比性,本文首先采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出各生产要素弹性系数[7],计算出相应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绘制生产率指数图,与林毅夫的指数图比较,以检验林毅夫假说是否具有科学性。然后,本文在上述生产函数中引入灾害变量,通过回归得出灾害变量在总要素中所占权重,计算出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进一步检验自然灾害对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断定其是否为重要影响成因。

      三、不考虑自然灾害影响前提下的假说检验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仍采用林毅夫(见参考文献[2]、表1,数据略)的原始数据。对其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和比较,发现土地面积相对变化很小,故其变化量对总产值的影响极小。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时,援引参考文献[7]中的方法,将其生产要素均除以土地,Y代表单位土地上的农业总产值,L、C、I分别代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力、资本和流动投入因素。拟选择如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分析的数理形式。

      Y=AL[α]C[γ]I[λ]+μ

      式中:A为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其他因素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μ为随机误差项;上角标α、γ、λ分别为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α+γ+λ=1代表规模报酬不变。

      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应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的主要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已列出各项检验数据,括号内数值为t值,*表示在5%的置信区间上明显不为零。

      表1 回归各生产要素权重

       A

      α γ λ

      R[2]

      D.W

      1.030.260.540.20 0.83

      1.35

      (25.5[*]) (6.7[*]) (3.6[*])

      利用上述各权重重新计算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以下简称指数),与林毅夫的图形进行比较发现,各曲线在1952—1956年期间的趋势基本相同,在1952—1956年间,“资源所有制性质未变,农户有耕种自主权”[2],生产率指数曲线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在合作化以前,在农户有耕种自主权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还有所提高,多数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曲线也显示出此种震荡上升趋势,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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