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

作 者:

作者简介:
羽离子,南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羽离子(1954—),男,本名钱健,南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其中营田万亩以上的大公司有40余个。新兴工业资本集团在苏北圈地垦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植棉以为棉纺业提供原料,这与英国的圈地是为养羊以为毛纺业提供原料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苏北垦殖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在苏北,被圈地者的反抗遭到了武装镇压。但总的说来,这一运动比较缓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圈地运动的血腥过程的重现。苏北垦殖也促使了农村的近代化,在更大范围内改造了社会。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实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其形态的独特、自身体系的完整、史实与资料的丰瀚,在中国仅此可见。其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的现代化命题的研究等等,有极高的标本价值。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5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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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9=5;K8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4)03-0102-08

      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尚未列举出在一个地区的成体系的形态较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成例。其实,这样的成例就在苏北平原上。这就是从南通发端而延伸至苏北相当大区域的包含圈地垦殖在内的工业革命运动。苏北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或称淮南或两淮。苏北垦殖,又称棉垦、盐垦或垦牧。棉垦,是因垦区广植棉花而得名;盐垦,是因垦区多在原先的产盐区而得名;垦牧,是因曾经在发展植棉业的同时还尝试过发展养羊业而获称。近代苏北垦殖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封建农业,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泛工业化的革命活动。1993年以前,对苏北垦殖的研究尚少,且受过去的思维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制约较多。姚恩荣和邹迎曦同志曾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个总结:“当时人们认识的偏差和偏见毕竟难免,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有一些学者囿于旧说,惑于成见,攻击盐垦公司的某些‘不法’行为,把盐垦公司视同旧式地主而加以‘历史批判’。这显然是不公道的。”[1](P.652)此后有关的研究增多。除了章开沅教授(另曾与其学生田彤博士合作过)、常宗虎博士、林刚研究员等在各自的专著中有章节性的陈论外,直接以淮南垦牧为主题的论文,去除重复发表的,已达二十余篇;而其中一些文章的主题基本相同。学者们分别对淮南苏北垦牧的经过、农作方式,雇农承地的“崇划制”,其自身的商品生产、内部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棉种改良,区内教育,衰落原因及其与金融、与盐政改革、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关系,与移民等等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迄今尚未把苏北垦牧作为工业革命体系中的现象与问题来给予探讨。苏北的圈地运动实际上与从南通等地延伸而来的工业运动一起,构成了一个在中国绝无仅有的体系完整的工业革命的模版。对近代史的研究、对人类社会的探索、对人类文化学的研究都深具价值。

      近代苏北之南通的发展历程与在清末以前约开和自开的九十多个开埠城市的发展历程大不一样。南通是走的一条以工业革命推动区域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有其唯一性,在中国的工业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2]。

      一、两淮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和垦殖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联络了上海和南通的商人商议筹银创设大型的大生纱厂于苏北的南通州。以后除续建的几大纱厂外,南通及邻近的苏北地区还先后创立了电厂、广生油厂、大兴机器磨面厂、复兴面厂、大达碾米公司、大隆皂厂、翰墨林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大聪电话有限公司、皋明电厂、通明电气公司、通燧火柴公司、苏工染厂、大陆制铁公司、通源码头、通靖码头、大生轮船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大达趸步公司、大中公行、大达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泽生外港水利公司、通海达通航业转运有限公司、惠通公栈、大储堆栈打包公司等等。工业企业已伸展至纺织、机器制造、冶炼、电气、垦牧、盐业、食品加工业、火柴、制皂、印刷、公用、金融、交通、航贸、养殖等十多个较大的领域。从清末至民初,从南通发端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导的工业革命快速兴起了。通过向苏北的工业性与资本主义农业性、商业性的扩展,苏北的相当大的区域也较快地进入了泛工业化运动之中。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在苏北惊人相似地重现了。这就是资本集团率先在苏北、主要是在苏北近海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具体的启动者是以张謇为首的工业家。在苏北圈地的目的是扩张植棉地。张謇坦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以纺织根本在棉,谋扩张植棉。”[3](P.299)张謇在自撰年谱中也记:“厂纱畅销,然棉以输出多而贵,……乃拟营垦牧公司。”[4](P.862)光绪二十六年,汤寿潜、张謇、李审之、何嗣焜、郑孝胥、罗振玉、孔驯等七人联名呈文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得允准设立垦牧公司,除拟收“江海旷地”外,又“查苏、狼两营兵田,原数共三万八千四百十九亩九分九厘六毫,……拟请赐檄两镇查明未圩地数,按公司集股章程,每亩规银二两二钱二分二厘二毫零,由两营备齐一例入股,照数收地。”[5]两江总督刘坤一欣然同意,批示:“查此案,前准函送议章、图说。当以设立公司,举办垦牧,增课惠民,天利公溥。际此时艰财匮,有此自然之利,岂容听其废。”[6]张謇、汤寿潜等招股后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在江北的吕四场近海的草荡地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圈地建场。《通海垦牧公司章程启》谓:“江北并海,自海门至赣榆十许州县,积百有余年荒废不治之旷土,何翅数万顷。今即通海中一隅,仿泰西公司集赀堤之,俾垦与牧。”[7](P.58)通海垦牧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的农牧业公司。张謇称:“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公司初集股资30万两,圈地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七亩三分四厘二毫,经过砌河堤、造桥梁、筑道路、建水闸、埋涵洞、开垗沟等等工程及招徕垦种,实际治理出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一亩五分三厘六毫可植田地。其中的一千一百十一亩为植草养羊以取毛的牧场。十年后,虽因牧场被大水漂没,羊群损失惨重而获毛甚微;但通海垦牧公司的已治理好的田地中的八万多亩地开始产棉,而向南通的大生纺织企业输送了大批工业原料,大生纺织企业和垦牧公司皆大获其利。通海垦牧公司以后平均年产棉花三万六千担。这第一次圈地垦殖的成功激起了千层回应,终于掀起了苏北的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1914年,钱新之、李亦卿、张敬礼、章静轩等又合股在南通县三余区创办了大有晋盐垦公司,圈地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一亩九分三厘,后实际垦植十七万六千八百三十二亩。全公司平均年产棉花八万担。1916年6月,张詧等在掘港场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原定集资本150万元,发行3千股。圈地四十八万亩,后因实得股金不足而实际垦植十三万亩,平均每亩产棉50斤。非南通张氏集团的资本也迅速地投入了圈地植棉的高潮中。如冯国璋于1917年创立了华成垦殖公司。1918年,冯国璋去北京任代理总统,就请张謇来主持公司事务;公司在阜宁境内购买土地,其后虽然因资本短缺,只提供了经治理的植棉之地二十万亩,但所圈所购的民荡民田竞曾多达七十五万亩。岑春煊、朱庆澜、张佩严等于1919年立泰和公司,在盐城的伍佑地区圈地,曾实际圈地六十万亩,但限于财力等,而放弃了大片草荡地,但仍自留了十七万亩地。浙江财阀陈仪于1922年在东台县西团创立裕华公司,先后投入资本五百万元,圈地至五十万亩,后实际治成了二十七万亩。甚至南通大学也按捺不住,而于1920年筹资四十六万元,在阜宁县圈地十万亩,而开垦了其中的三万五千亩供植棉之用。1915年张謇派张孝若的英文老师雅大摩思往澳大利亚购种羊却人款羊皆不见了,加上养羊成本过高,故牧业不足称说,垦区主要是植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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