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5-0047-12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特别是这次海峡两岸学者在风景秀丽的黄山召开《中华文化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共同研讨相关问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我根据会议议题，试图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方面作些思考。在会上，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了一些意见，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趋向，三是经济文化的特质与关联的理论探索。这些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学术关注和讨论兴致。通过认真地研讨和交流，我深感这样的思考若能基于本土的具体实例，以避免单纯性的“说理”，将更具学理价值和说服力。因此，联系到这里地域文化的独有特征，并结合近年来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经济学术史》中有关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因素研究，充实并改写成本文。 徽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一枝奇葩，她浓缩中华民族灿烂文化而又呈显“东南邹鲁”的地域特征，其涵延广博而又特色鲜明。尤其是这一文化深深扎根于其所植基的社会经济沃土，构成研究中国经济文化诸问题的典型个案。近30年来，一门具有突出的地域综合性特征的新学科——“徽学”应运而生，并引起海内外相关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许多学者以明清徽商为例，阐释“徽商精神”可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相媲美，认为其促进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历史转型。美国学者余英时有关“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研究影响较大，在他的研究中作为重点案例来进行分析的多是徽商。（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他使用的研究材料基本未出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实际上，其所论的一些思想观念变迁在宋代已发生，我进行过一些研究，在国外时也同余先生也有过交流并赠拙著。他在其论文《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中介绍了拙著《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还特别说明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 徽商自南宋时崛起，至明清而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有所谓“无徽不成镇”之说，这时恰值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化。徽商不仅凸显其商业经营与才干特色，而且张扬传统儒学的地域文化特征，在“程朱阙里”展示出商学融汇的“贾而好儒”经济文化特性，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理念和制度格局，形成“近世四民不分，……商之子方能为士”的时代变迁，（注：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有关徽商研究的主要文献有上述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等，可资参考。在此，我衷心感谢已故著名专家张海鹏先生，没有他赐赠大作，就没有我的相关研究，其勉励后学的精神令人感动。）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观念，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近几十年来有关儒家思想对现代化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注：主要如台湾学者杨君实等：《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中华共同体促进基金会编印：《中华文化经济论丛》1995年版等等；而进一步深入探讨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理研究，主要有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著、孙瑜译：《伦理经济学原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期；刘永信：《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而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包括徽商在内的大商帮的兴起，视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要素之一，基本成为经济史学界的共识。（注：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 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是同一个词modernization）过程，即是民族或国家经济文化步入“全球化”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就是本国走向世界和中华经济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迄今有关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研究徽州经济文化的作品包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徽州歙县王茂荫的论作也不少，甚至有关他是否代表商人利益还出现了争论。（注：近70年来，学界对王茂荫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有关其货币思想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货币史等领域的著作中几乎都有涉及。重要论文也不少，解放前主要有谭彼岸：《〈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岭南学报》第12第卷1期1937年。张明仁：《我所知道的王茂荫》，《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4月。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37年4月。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又收入其1956年三联社版《读史札记》，改题为《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等。解放后主要如巫宝三：《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载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翟光耀：《关于王茂荫的调查研究》，《新民晚报》1961年7月23日。叶世昌：《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光明日报》1962年7月23日。高鸿志：《王茂荫的发行钞币计划》，《安徽日报》1962年12月29日。且土：《一次关于王茂荫的集体研究》，《羊城晚报》1964年7月3日。陈平民：《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他的遭遇——谈谈〈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的中国人》，《江淮论坛》1981年第1期。陈平民：《马克思怎么知道和为什么要提到王茂荫？》，《经济学周报》1983年7月4日。陈平民：《王茂荫及其货币思想》，《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张守军：《王茂荫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孙树霖等：《〈资本论〉中王茂荫研究述评》，《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年。王珍：《王茂荫“条陈时务摺”的现实意义》，《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袁一堂：《王茂荫及其货币理论》，《学术界》1992年第4期。曹天生：《本世纪国内王茂荫研究述评》，载《1998年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江志伟：《拉直关于王茂荫的问号》，《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郑国屏：《王茂荫生平及货币观点和用人主张——王茂荫奏稿研究之一》，载安徽省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编：《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研究——首届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陈平民：《王茂荫传略》、曹天生：《王茂荫的护商思想》，载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2002年版等。）但是，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来认识相关问题尚属空白，以颇具民族性特征的徽籍士人的经济学说同全球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关联，尤其是从经济学术史视角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或贡献同样是创新性学术尝试。（注：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专就“西方经济学中的中国因素”（包括法国、英国、德国主要经济学说）进行了重点发掘、梳理、考辨，其中就有《资本论》中的王茂荫研究。近年来，我力倡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这一新领域的科研，并将研究拓展到本土域外，以及中西学术的交流与互动，是较为重要的学术创新尝试，得到了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专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即将出版。）本文即是希图通过《资本论》中提到的王茂荫及其货币思想的考察，提示注重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及其价值，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力图通过民族性、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揭示其对于全球化、普适化理论的意义，将以往的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