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及其策略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伟鸿,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 绍兴 312000)

原文出处:
学术交流

内容提要:

由于民营资本的逐利本性、企业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以及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和企业的集群效应等因,使区域迁移已经成为许多民营企业的一种成长战略。但目前国内对民营企业区域迁移及其策略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科学地选择并有效实施成本领先式或差异式区域迁移策略,将会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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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迁移是指企业的价值链活动中的全部活动或部分活动转移到其他区域的经济现象,也就是企业的一个业务活动或多个业务活动从本地转移到外地。企业迁移作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已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接受和实施。根据浙江省工商局《从浙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资料,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外迁企业的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453.59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浙江省民营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

      但是,在迁还是不迁,迁往上海等发达地区还是江西等欠发达地区等等方面,民营企业缺乏科学的论证;迁移后如何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也缺乏经营战略。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在2004年9月28日公布的企业外迁与投资环境专项调查结果中反映,在196家已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企业选择上海为迁入地,迁入江苏的为14.3%,迁入江西的为12.8%。但是,根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浙江企业在上海的投资和创业状况的调研报告,目前已经将近3000家在沪创业的浙江企业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从上海退出或转产,对此,理论界的研究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对民营企业的迁移问题的研究,赵奉军在2003年首先提出了“民营企业‘迁移’的经济学”概念。赵奉军认为众多企业迁往大城市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计划实施会更方便,无形资产会增加,信息将更灵通,文化氛围更浓厚,更容易招来高级人才等;政府间竞争的愈演愈烈,纷纷以优惠的政策和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包括民营资本);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企业迁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

      钱文荣、邬静琼根据2003年对浙江海宁8镇200家企业的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对企业的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在其建立的迁移净收益方程模型NET-BENEFTTSi=βYi+εi中,通过对Yi(建厂时间、行业、工人数、资产额、利润、资金利润率、土地产出率、生活满意度、政策满意度、小区环境满意度)和εi累积分布的计算机处理检验得出:在诸多可能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变量中,真正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变量只有企业的工人人数和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两个。而由于工人人数这一变量的系数只有0.003,所以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成为影响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2] 笔者认为该项研究成果不能充分反映普遍性的民营企业迁移意愿。一是该项研究的抽样企业样本没有体现企业的规模,而企业的规模是影响企业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存在科学性问题;二是该项研究的参数Yi由于没有把集群优势、融资难易、成本大小、竞争、劳动力资源等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列入,其处理结果的有效性就值得商榷。根据作者对浙江10个专业镇50家外迁企业迁出原因的成本(地价、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电力等)、竞争激烈、政策满意度、融资难易、生活满意度等调查,也用同样的方程模型NET-BENEFTTSi=βYi+εi分析,得出了与钱文荣、邬静琼的研究不一样的结果:成本(地价、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电力等)、竞争激烈、政策满意度成为企业迁移重要原因,而生活满意度这一变量0.08却显得并不重要。在访谈中“利润始终是首先考虑的问题”的回答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李王鸣等选择“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乐清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民营企业迁移扩张现象”调查时发现,有过扩张行为的民营企业占到被调查企业的86%;按照扩张行为的次数,原址扩张占25%,迁移扩张占75%。大部分企业在进入规模化生产、制度化管理后,不再满足于就地扩展,而倾向于寻求新的发展环境。在迁移扩张的地域选择上,本省迁移的占80%,其中在本区域内迁移的占72%,往省内其他更高等级城镇或城市迁移的占8%。在跨省迁移中,迁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占79%;中西部地区占7.9%,而且在跨省迁移扩张的行为与企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资产总额在4000万~3900万元之间的,迁移占48.4%;小于4000万元的,迁移占35.5%;大于4000万元的企业本身数量就不多,但也占到了16.1%。[3] 这与作者对浙江10个专业镇的50家外来企业、50家本地企业、50家外迁企业的有关调查结果,基本吻合。

      劳动力作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要素,其迁移问题自然是企业迁移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李克强、林建等通过对Chiswick-Barry模型的扩展和迁出地与迁入地工资结构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分析,认为当两地工资结构满足一定条件时,低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收益率可能会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收益率。[4] 杨春瑰通过对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认为现阶段的劳动力数量和两地获取的预期收入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因素。[5] 王格玮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也得出了地区间收入差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6] 对于杨春瑰、王格玮等的研究,作者认为有一个缺憾,就是没有考虑收入差异的幅度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程度。作者曾经对在浙江务工的10个专业镇的500位外来民工进行调查:当两地工资相差200元时,回答不迁移的391人、迁移的98人、不一定的11人;当工资相差400元时,回答不迁移的197人、迁移的268人、不一定的35人。

      二、民营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

      (一)民营资本的逐利动机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要注重内涵的提升和外延的扩张。民营企业的发展依赖的是较为充裕的民间资本,而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民营企业需要向外投资迁移发展,这是经济规律。有的企业到外地收购、兼并企业,有的在外地建立生产基地,有的在外地建立研发中心、销售网络,也有的在大城市学习和汲取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实现企业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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