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改革初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许多制度的不完善和市场的空白点，政策性效应释放出了巨大的超额利润，民营企业依靠其灵活性弥补了短缺市场，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但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是得益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带来的历史机遇[1]，而不是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然而这些历史机遇是不可复制的，并且终将会过去，当超额利润平均化时，民营企业必须实现转型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即从对市场的拾遗补缺、重销售及企业管理者个人英雄向重视品牌、信誉和管理转变，并最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形成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承担了制度创新的实施者的角色，是推动企业制度变迁的主体，企业家能力是顺利进行企业制度变迁的保证。 二、企业家与企业家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墨尔斯(G.E.Hills)最先将“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他认为所谓的“企业家”即“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其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萨伊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企业家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许多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2]。马歇尔则从商业和工业两个角度论述了市场均衡化过程中商业企业家的中间商职能和工业企业家的要素组合职能[3]。美国学者奈特则认为“企业家要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并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全部后果，是不确定性的决策者”[4]。奥地利学派认为在动态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能够先知先觉，持续不断地感知外部条件变化，并做出相应行为的个人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与常人之差别在于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信息，在其知识的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并采取行动。以上学者从职能角度(萨伊、马歇尔)、特质角度(如奥地利学派)给出了企业家的定义，奈特的观点虽然指明了企业家的本质作用，但没有能全面反映其特质。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Schumpeter,1934)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定义为“能够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定义强调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并且给出了企业家创新的五个方面。本文中的企业家则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出发，结合熊彼特的企业家职能观，将企业家看作是为了获得预期利润，利用其能力不断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推动和领导企业变革，从而有效规避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高级管理者，而创业者是企业家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 根据企业家理论文献，可以概括出企业家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决策能力。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在“破坏均衡-均衡-再破坏均衡”中，实现企业的变革。创造性破坏是企业家应具备的能力，它包括以下特征：独立思考、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企业家不得不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承担财富风险，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家不承担财富意义上的风险，而是承担着一种特殊的风险-人力资本风险，即市场会根据企业家过去产现在的行为结果对其未来做出预期，企业家现在的行为将影响到其未来收入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承担不确定性是企业家自信心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企业家能力。决策能力主要包括计划、分析、策划、决策、战略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主要包括组织、控制、指挥领导、投资经营、营销能力。企业家能力随着企业规模与发展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具有动态性。一方面，各种能力的内涵随时间变化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不同时间企业家能力结构也不同，即各种能力间的重要性程度不同。 三、转型期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动态变化 在民营企业的初创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产品市场极度短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出现求大于供给的状况，尤其是生活消费品，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随着国家放松对农副产品的管制，开放了农副产品和消费品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农民出售余粮等，这样，卖方市场存在的巨大价格差和商机与放松管制允许价格差转变为现实的利润，使商业机会转化为企业机会，面对这种形势，创业者勇敢地打破思想观念的束缚，从开始利用自有资“倒买倒卖”，发展到采用家庭式生产和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以赚取利润，这个时期，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产生了。例如，温州民间企业起源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家庭工业，前店后厂是当时最为常见的工厂形式，创业者即要组织生产，又要跑市场，还要负责收集市场信息，雇用员工，处理财务问题等，凡事均要亲力亲为。当家庭企业在发展中壮大，而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没有松动时，家庭企业的存在形式进行了调整。大量家庭工厂由于不具有公开经营的合法性，这些约束和限制因素的存在使得家庭工厂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作为一个企业出现，创业者选择了挂户经营，以寻求“政治庇护”，规避意识形态刚性带来的“政治风险”。这种形式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业务三个方面的约束下创业者的理性选择[5]。家庭工厂在挂户经营的形式下向前发展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来自于挂靠户和被挂者双方的机会主义经营倾向导致的信任危机，同时家族工厂的发展遇到了资本规模小的制约。为了从挂户经营的信用危机中解脱出来中，家庭工业必须重新寻找生存空间，在资金、政策和体制环境的限制中，家庭企业需要再次探索新的所有制形式，民营企业家探索、创新了股份合作制，解决了当时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资本稀缺问题和劳动者的激励问题，合理、有效地规避了由信任危机所引发的经营风险。从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家的职能可以看出，在市场行为受到政治、法律限制，计划经济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创业者为获得创业利润，投入维持生计的自有资金进行生产，无疑使自有资产处于高风险状态。只有创业者才有信心和能力承担风险，才能建立家庭工厂，因此，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企业家能力结构中居主要地位的是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创业者的创新活动则主要体现在捕捉市场机会，具有明显的投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