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竞争”背景下我国家族企业成长研究的新视角 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储小平，2000），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但这种历史悠久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近几年才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向荣，2002）。家族企业的优势与不足是目前探讨的热点，大多数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有助于企业做出最优决策和降低代理成本（陈躬林，2002），为企业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不可或缺的应变速度（栗战书，2003），但它同时也会制约企业获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引入职业经理面临困难（储小平，2002，李新春，2003）。总体上，家族企业被当作一种效率中性的组织。 近来，我国家族企业研究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成长问题，大多数学者以钱德勒（1977）有关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发展轨迹作为潜在的分析逻辑，认为当家族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后就要向非家族制企业转化（吕政，2001）。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栗战书，2003）。这种争论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家族制绝对地认定为是企业成长的障碍因素。事实上，家族企业是一种学习型组织，它们正积极地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反省和调整自我，批判地学习和吸收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点，在竞争中成长（陈凌，2001）。这样，如何完善和发展家族制度就成了新的研究焦点，学者们试图从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等层面找出应对措施（晓亮，2002；于立等，2003）。 随着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任何企业都处于一个特定的网络系统中，合作竞争的“新竞争”格局日趋强化（Best，1990），传统的企业个体竞争模式转变为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企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群体竞争模式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都有相当程度的涌现，企业的成长突破了自身内部资源的限制，与本地其他企业、组织形成的集群网络成为重要的成长动力因素。如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的快速成长强有力地证明了集群网络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与西方大企业相比，东亚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有着“弱组织、强网络”的特点，它们以信誉为基础在本地构建起了生产、市场、信息等各种长期导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竞争能力，进而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成长。所以，通过构建企业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网络关系而寻求网络化成长已经成为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 但是，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成长研究还较少考虑外部社会经济网络因素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因素上。在“新竞争”背景下，家族企业的成长已经越来越难以只依赖于自身的内部资源，外部的网络资源将成为重要的成长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形成的各种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普遍地被当作获取成长资源的工具和途径。在我国，浙江、广东等地一大批家族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这些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并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编织起了发达的集群网络，此时，家族企业采取着集群化成长模式。我们也容易观察到，即使在同一个产业集群中，有的家族企业实现了持续快速成长，有些企业却难以成长。那么，除了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外，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有助于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有效网络或是一种阻碍家族企业成长的消极网络？也就是说，不同的集群网络是否对家族企业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家族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的网络机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新竞争”环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有必要在视角上从只考察企业内部资源能力转向同时考虑内外部影响因素，关注企业外部网络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在方法上有必要引入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中的网络分析法。因为在集群网络中，家族企业不再是传统研究框架下的“原子型企业”，而是行动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嵌入型企业”。可以预期，这种转变和创新将有助于对家族企业成长模式与影响因素的全面、深刻理解，有助于丰富我国的家族企业成长理论。 二、“新竞争”背景下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新动力 企业是由一系列生产性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成长就是利用内部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剩余资源的过程（Penrose，1959）。受该思想的启发，此后兴起的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能力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都将企业内部的异质性资源、核心能力、知识等当作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但总体上，这些研究都潜在地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内部资源和能力自主地选择成长战略，企业成长完全是管理者战略决策的结果。这样，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战略决策的影响被极小化甚至省略了。事实上，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变动不居的，“新竞争”格局已经成为当前的主导竞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能够从群体中获取两方面的竞争优势，一是从群体中获得的团队优势，二是来自于企业特定能力的竞争优势。 竞争模式的转变引起了企业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因为竞争时空体系的变化越来越改变着企业既有的竞争优势，大企业为了适应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建立起柔性生产体系，生产流程再造和归核化正越演越烈。中小企业虽具有灵活适应多变环境的特色，但在合作竞争模式下也存在着如何选择伙伴和如何保持关系的问题。在“新竞争”模式下，企业实际上处于一个新的“小团体”内，而这个团体的资源和结构特点不仅关系到企业内部现有资源的分布状况，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可控资源集的大小和获利能力，进而关系到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企业成长能力（郭劲光、高静美，2003）。因此，考察企业成长的动力因素时就必须高度重视群体内部关系的影响。在Barney（1991）的资源分类基础上，Rindova和Fombrun（1999）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看来，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组织和企业两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分为物质资源和声誉、认知、信念、共识、知识等人类释义。其中，只有企业层面的资源才是资源基础理论意义上的资源，产业组织层面的资源是产业结构论所强调的竞争优势来源，而产业组织和企业层次的人类释义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对于产业组织层面的资源和人类释义以及企业层次的人类释义，它们都处于企业之间的联结及其互动之中，表现出各种形式的网络联结关系。所以，我们将嵌入于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关系的资源称为网络资源。这样，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就从企业内部资源扩展到了网络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