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中，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兴起，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第三领域。第三部门研究的权威学者赛拉蒙教授称之为一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注：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崛起》，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深刻改变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化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形成，“治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概念，地方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遂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作为地方治理的一支力量，民间商会的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它的发展反映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涉及到政府权力、市场边界和社会自治的多重关系调整。通过对民间商会研究的梳理、国外行业协会现状的描述以及对行业协会（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的分析，我们希望能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寻找可能途径。 一、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各国的公共行政一直处在改革之中，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上均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共性：在70年代，主要问题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倡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市场化；80年代，普遍关注科层组织运行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重塑政府”的口号；进入90年代后，则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打出了“善治”的旗帜。“治理”理论成了当今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它的兴起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也是对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范式危机的回应。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家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全球化促进了经济世界的变革：信息技术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发达的通讯和交通消蚀了市场的边界，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拦的趋势。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过程改变了国家经济政策可能展开的范围。其次，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跨国组织和国际组织无时不在积极谋求影响主权国家的职能。最后，国家还要与他国协同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如环境、单一国家税收、移民和公民身份等问题。 全球化在要求国家权力向超国家机构让渡的同时，也突出了地方分权的趋势。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行政以及财政权力从国家层次向亚国家层次的转移。（注：Responding to Citizens' Needs：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All，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Forum on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All Stockholm，Sweden，2—5 May 2000.）相应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地方治理的变革。例如，面对国家限制对地方拨款的压力，地方政府开始“努力使自己的日常管理更加企业化，从而更有效地使用财政资源”（注：英厄马尔·埃兰德：《伙伴制与城市治理》，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年第2期。）。从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政府面对的是一种分权和政府形式更加多样化的趋向。 全球化、市场化、地方化激化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不断增加的社会需要使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悬，国家提供福利导致了资源浪费和低效率，福利制度没有减少贫困，反而降低了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基于“福利危机”的出现，新右派自然要提出福利回缩计划，但一味地追求社会开支的减少并不是解决之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提高国家能力、适应新的全球市场、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为口号的国家私有化改革尽管一度缓解了福利危机，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最为不平等的增长，而由国家控制的企业数量的减少也使国家很难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福利目标。此时，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治理理论成为“第三条道路”，试图通过调整公共权力的结构与运行机制，满足经济增长新形式的需要，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为国家的未来指明道路。 与现实的环境变化和社会危机相对应，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学科领域的原有范式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描述现实世界，治理理论的兴起正是对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的回应。 长期以来，许多学科研究陷入了过度简单化的二分法，如经济学中的市场对等级制、政治学中的私人对公共、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对主权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这种拘泥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批评迭起，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公私部门泾渭分明的传统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处理公共事务。由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不再能够简单地借助于国家计划或市场方式寻求解决，有些相互依存形式也不适于以市场机制或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方式进行协调。这样，从许多问题和情况的解决中，人们重新认识到自组织治理是一种最自然的协调方式，对治理机制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兴起的治理理论呈现出了多层次的治理内涵，如公司治理、国家治理、跨国跨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等，其中从政府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最为引人关注的、且与全球治理相对应的就是地方治理。 以“地方治理”为标签的运动，其两大根本目标是：第一、依靠治理机制，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发挥各种社会有生力量的作用，共同解决地方的公共问题，改善和提高公民生活的质量，形成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二、改革地方政府的现有管理机制，重新定位地方政府的管理功能，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政府与企业、公民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地方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不是地方治理中唯一的主体，它只是诸多主体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