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江苏省作为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在当代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对比广东和浙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不能说有什么自豪之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激烈的省际竞争中，江苏之所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世人的眼球，是因为它保持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兴奋点： 一是1984年之前被称之为“草根经济”的“社队企业”的发育和1984年被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的蓬勃发展，这种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江苏人当时所具有的“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精神，在国内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政治环境抑制的条件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并逐步在20世纪90年代江苏的工业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 二是1988年受“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特别是1992年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区由于具有靠近上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在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吸引外商在苏南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母国转移到该地区。如目前苏州已吸引外资企业1万余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贸出口城市和吸引外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中大多数企业加工或者组装产品是以出口为主的。由此带来这些地区加工贸易“爆炸式”的增长和GDP总量的迅速扩张。 其实，直到1997年，江苏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只有5％左右。1998年提交省人大审议的江苏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虽然提出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发展目标，为此省政协1079号提案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此可见，江苏省当时民营经济确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以南东为例，1997年南京市非公有经济的比重不超过15％，其中民营科技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6％，这与当时所具有的40万科技大军、2000～3000家民营科技企业、20～50所高等学府、10000～40000家科研院所的南京经济文化地位极不相称。“家数多、规模小、层次高、前景好、环境差、困难大”，是企业家对当时江苏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的精彩评论。 在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精神激励下，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在起步较晚的不利条件下，充分利用原有集体经济力量强大、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存量优势，在高起点上加大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改制力度，一大批原来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中小型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这种“次生型”而非“原生型”民营企业的出现，逐步凸现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省上下按照“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活放宽”的方针，努力营造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民众自主创业的发展环境。2003年，全省新增私营企业9.3万户，总数达34.4万户，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总注册资本达到3632.6亿元，居全国第二，其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5190家。2003年，江苏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其比例从2000年的56.8∶26.2∶17调整为49∶30.5∶20.5，“比翼齐飞”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本文将对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以实证为主的描述，以期对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规律性的总结。 二、省际竞争与“次生型”民营经济的发展策略 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省一级的“块状经济”的发展责任和发展权力逐步加大。由于把地区发展与地区福利，地区财政收入甚至于地方官员的升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发展论英雄”，由此形成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这种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对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省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行为来理解。 在江苏的经济发展中，省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危机意识一直非常浓厚。1992年邓小平视察浦东开发途中路经南京时，曾对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些。”“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这成为后来江苏省安排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尤其是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必须首先考虑的政治因素。 然而在激烈的省际竞争中，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江苏人对自己所处的竞争态势和竞争对手心中十分的明确，“南有广东，东有浦东，北有山东”的说法，就是江苏人发展忧患意识的深刻写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的省际竞争态势是：浦东开发开放重振了上海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全国的龙头地位；广东在中央特殊政策的刺激下，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已经全面超过江苏省乡镇企业，浙江企业家逐步“横扫”全中国。 因此，1997年以后才真正起步发展民营经济的江苏省，只有在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庞大的集体资产存量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加快对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才是催熟“次生型”民营经济、保持经济增长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的一条捷径。如果不依赖原有的资产基础和制度路径，而把重点集中在催生“原生性”民营企业，不仅速度慢，而且会使竞争基础已经动摇的“苏南模式”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