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私营部门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89年到2003年，私营企业由90000家发展到300万家，增长了近33倍；个体经济从1247万家发展到2353万家，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外资企业从15919家增长到226373家，增长了几乎14倍。与快速发展的私营部门相比较，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数量分别从1992年的155万家和416万家下降到2003年的105万家和163家。 与国有企业比较，私营企业还具有数量多、规模相对较小、职工数量呈现递减趋势的特点。2003年，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分别是14人和2人，而2001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为54人。1989年，平均每家私营企业的职工人数为18人，到200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4个。与此相对照，同时期国有企业的平均职工人数相对稳定，除了1992年达到76人以外，基本保持在49—56人之间。 虽然私营部门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障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一直在一个不平等的赛场上竞争。烦琐的行政审批程序、过高市场准入门槛。人为的体制障碍、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企业管理能力低下和政府部门缺乏信用等等，都阻遏了私营部门的发展。 与私营部门发展相伴随的许多宏观经济现象需要从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譬如，为什么一度被中国当作有效率的典范的乡镇企业（钱颖一，2000），经历了8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逐渐消失？而许多合同制下的国有企业步其后尘，出现了巨额亏损，进而导致国有银行背负巨额不良贷款？中国经济经历长期的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何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第二部分2.1节中讨论了企业的目标和目标函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模型。其次，在2.2节中通过模型分析获得了私有化、资金成本和交易成本与产出、投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的结论。在2.3节中，讨论了一个企业剩余利润的决定以及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接着，在2.4节，讨论了私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决定。最后，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一个私营经济发展模型 2.1 中国企业的目标和目标函数 与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相关的文献不下数千种，其中大部分着眼于简单的统计描述或文字描述（张厚义、明立志等，1999，2002，2004；Asia Development Bank，2003；Stoyan Tenev和Chunlin Zhang，2002），为中国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发展提供一般性理论框架的文献屈指可数。Michael K.Y.Fang，Wai Ming Ho和Lijing Zhu（1999）虽在私营部门发展模型设定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引入了一个预算软约束假定，但其关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无法对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以外的体制性现象做出任何解释。 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在研究企业时，首先要了解特定环境下的企业行为。在像美国、欧洲或许还有日本（注：在日本广为争论的问题是，很多公司可能把市场份额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他们似乎认为市场份额最大化和在市场中确立公司地位将最终为长期中的利润最大化打开通路。应该注意到，长期看来，这两个目标，即市场份额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不一定是互相排斥，而有可能是相互一致的。）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似乎并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企业通常被认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实体。（注：毫无疑问，大部分标准经济模型都建立在假设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尽管作者本人对这个假设是否恰当有疑虑。当不能确定企业是否是利润最大化者时，作为次优选择，把利润最大化当成理论基准便于比较现实和理论基准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简单地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不一定合理。如果企业真正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改革就没有必要。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消除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因素。 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直接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相联系，GDP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获得提升，许多政府官员会通过操纵其管辖的企业来实现个人目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惜对经济数据进行造假，夸大经济数据。有一个说法，叫做“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数字越大官越大”，生动地描绘了经济增长在政府官员的提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表明某些政府官员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迫使企业的生产高于市场均衡水平。这显然是一种腐败，因为这是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去寻求“提拔”的行为。 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盲目扩大市场份额，市场不完全、企业经理过于重视个人利益和职工福利。企业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者的观点与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一致。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认为，企业是利润的追逐者，而未必是利润最大化者。 我们的上述观点也得到了一项调查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项调查的对象包括451户企业，目的是研究1995年以来中国企业的行为和效益的演变。样本包括江苏省的184户企业，其中83家在无锡，58家在盐城，43家在杭州；河南省郑州的130户企业，广东省江门的137家企业。该调查为每个企业提供了7个可选择目标，它们是：（1）增加值最大化；（2）市场份额最大化；（3）利润最大化；（4）销售收入最大化；（4）扩大企业规模；（6）职工福利最大化；（7）其他。该调查要求企业回答上述选择中哪个是首选目标，哪个次之和第三等。结果（见表1）表明，把增加值最大化放在第一位目标的企业有40家，占9％。把增加值最大化放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目标的企业分别占11％、17％、18％、18％和17％。45家企业，或者说10％的企业没有把增加值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其他选择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把利润最大化（目标3）作为首选的比例最大，为53％，接下来是市场份额（目标4）、销售收入、增加值、扩大企业规模和职工福利，比例分别为19％、12％、9％、6％和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