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

      一、引言

      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知识技术的获取与运用，几乎所有积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对FDI能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寄予厚望。为了吸引更多的FDI，许多国家都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优惠的投资政策，例如：降低合资或独资企业的所得税，或减少所得税的缴纳年限，进口关税豁免，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补贴等等。

      但是在理论界，FDI究竟会给本国的企业和行业带来“正”的还是“负”的知识溢出效应，却一直有争议。囿于量化的困难和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经济学家在对FDI知识溢出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讨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他们的分析中，通常都是以行业/企业产出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该解释变量对于FDI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大小以及显著程度，来判断FDI对于引入外资的行业/企业业绩变化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Aitken and Harrison,1999，Blomstrm and Sjohlm，1998，等）表明，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或行业进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非常有限，甚至为负。（注：Keller（2004）指出，FDI与本地企业生产率之间负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这是因为FDI的进入会加剧本地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可能超过了正的溢出效应。但是Keller还是承认，一味追求低成本的FDI是不太可能带来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例如，跨国公司很少在东道国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并将高端技术扩散给本地的竞争对手；外资企业的高级职位较少聘用本地人才；劳动力在外资和内资企业之间缺乏流动性；同时FDI不可避免地会侵蚀本地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导致本地企业丧失规模经济的效率。

      除了先进的生产技术，FDI是否给资本引入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是否促进了本地管理人才的知识更新与进步，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分析。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干的缺乏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管理知识和经验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Gershenberg（1987）指出，管理技术和知识通过FDI进行传播，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FDI对在本企业工作的本地管理人员的培训效果，培训包括专门的课程培训和一般的在职培训；（2）管理人员从FDI企业到内资企业的流动。而培训效果的好坏又取决于本地管理人才在FDI企业中管理职位的高低。他通过对72位肯尼亚中高层管理经理的访问发现，跨国公司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时间和方式与国内上市企业并无二致，而且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管理人员较少会流动到其它类型的企业中去工作。De Mattos et al（2001）也在他们的案例分析中发现，合资企业在选择本地的管理人才时，把对本地经济、政治、文化的一般知识作为最重要的选择标准，这是合资企业能否以最快的速度打入本地市场的重要保证；相反，外方管理者的角色则侧重于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这样，本地的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承担核心的管理任务并接触到真正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发现表明，欠发达国家通过FDI来得到管理知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主要研究FDI对本地管理人才的培训效果。虽然管理知识的溢出效应最终还是反映在行业/企业产出水平或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管理者或经营者本身的具体状况进行研究，是从管理者角度得到有关FDI溢出效应结论最直接的途径。

      在所有研究FDI溢出效应的经验分析中，经济学家都会遇到一个严重的模型识别问题：由于FDI的进入与外资引入国本身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劳动力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注：Kholdy（1995）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了五个发展中国家从1970—1990年20年间，FDI与溢出效率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发现FDI带来了溢出效率，相反，FDI的进入则要归因于这些国家较高的要素禀赋，较大的国内市场，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个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成为引入FDI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们可能会在溢出效应并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把生产效率的提高归因于FDI的溢出作用，而这样的度量偏差非常可能在单方程的计量分析中产生。例如，Aitken and Harrison（1999）发现，在回归分析中，如果忽视外国投资倾向于生产率较高行业这一事实，人们就会得到正的FDI溢出效应；然而一旦在回归方程中对行业差别进行控制，FDI的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类似的模型估计问题也出现在Barry et al（2004）对爱尔兰制造行业的外商与员工培训的分析中。他们发现，如果不考虑行业的培训支出，外资企业似乎比本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员工培训；但是只要控制住了行业培训这一变量，就会得到与前面完全相反的经验结论。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外资企业更可能进入到员工培训本身就很密集的行业中来，从而成为“免费搭车者”，低成本地享受到这些行业的人才优势，这必然降低了外企进行更多员工培训的必要性和积极性。

      这样的识别问题同样存在于对管理知识溢出效应的估计中。而要克服上述模型识别问题所带来的估计偏差，得到对FDI溢出效应的客观评价，需要有充足的数据和正确的模型设定来控制住其他变量对产出等因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得到大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数据，我们可以借助于严格的计量模型，考察曾在“三资”企业工作过的企业家在管理绩效和管理理念，与没有“三资”企业工作经历的民营企业家的不同，从而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得到FDI在中国的管理知识的溢出效应的经验结论。在我们的分析方法中，除了普通的回归分析和有限因变量模型之外，在项目评价中被广泛运用的"Treatment Effect"方法也将为我们的分析结论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的研究发现，FDI对中国企业家的培训效果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乐观，虽然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但是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FDI却没有带来十分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