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和第四次修宪之后，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但是，综合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和2002年进行的5次全国私营企业大规模抽样调查的资料，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大体只有3年～4年。私营企业如何健康成长？中小私营企业怎样依照自身情况进行合适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主流的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对于私营中小企业的战略行为的解释并不完备。本文提出要在区域文化和制度下，理解和分析私营企业发展战略。在现今中国私营企业发展进程中，可以从企业战略关系入手，谋求私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一、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关系 不懂得中国企业的环境，难以把握中国私营中小企业的战略管理。理解文化因素才能够了解企业运作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战略管理方式的特点，从而为经营者和决策者提供接近中国本土情境的本原。许多学者证实了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关系在华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Luo,Chen(1997)、Park & Luo(2001)、Davies et al.(1995)以及Michailova & Worm(2003)验证了运用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销售收入和发展，表现为更好的绩效。Lovett,Simmons & Kali(1999)指出在中国关系是新世纪西方商务实践的方向，Ambler(1994)及Simmons & Munch(1996)则称之为市场营销的新的范式。关系被直接按照拼音翻译成为“Guanxi”，被定义为在中国成功经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Yeung &.Tung,1996;Ambramson & Ai,1999)。结合转型期中国发展的现实，关系在中国私营企业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的独特作用无疑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 儒家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对“人伦”、“礼”、“纲常”的倡导，在中国社会建立了高耸的层级秩序，这种秩序直至今日仍然在发挥潜在的重要影响。费孝通曾提出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就像一个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大中华区中国人的同心圆和层级观念是与优先权和层级信任机制相联系的，因此产生个人之间远近亲疏的关系。Fan(2002)将关系分成三种类型：家庭关系、帮忙关系和商务关系。事实上，家庭关系、帮忙关系都可以向商务关系转化，在商务关系中，关系的核心是：即使是要损失商务活动的效率，也要支持关系成员的利益。对华人私营企业的研究发现，大约75%的企业都是家族式经营的方式，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弱组织、强关系的格局决定的（胡军，2002）。中国人“家”的概念具有伸缩性，比西方文明中的家族企业更能组织起大得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从而在更大的经济规模上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最近对于家族企业和企业簇群的研究发现，关系的网络结构以及社会资本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储小平，2003；王珺，2002）。由于关系是因家庭之间或是紧密的个人联系而保有的，所以中国人依赖好朋友和亲戚来建立他们的商务网络。 另外一些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对于中国商务活动中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路路以1993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为依据，考察了业主的“社会资本”在其发展中的影响。边燕杰(2000)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应该努力进行企业资本的投资，并充分运用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能。储小平(2003)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进行分析，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主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状况对其创业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边燕杰(2004)巧妙地通过研究拜年网和请客买单等饮食社交行为分析社会资本问题，他指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须重视关系网的作用。 中国私营企业是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短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成为获得资源和成功的重要渠道，许多中国的企业家基本上完全是以他们的“老朋友”来获得原料或财务资源、熟巧的人力资源或减免税务、拓展市场。社会文化传统和原有社会结构体系为关系转化为经济资本提供了深厚土壤。 二、转型经济制度下的关系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历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从转轨特征来看，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阶段，以1978年～1991年作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1992年以后的另一阶段，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制度变迁中，私营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政府数次调整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十六大开辟了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央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从允许进入到鼓励发展的演变，说明政府出于制度设计安全和意识形态过渡性角度，对私营经济做出的种种制度安排。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两种体制长期并存。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提出，中国经济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众多私营企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并认为这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他引用有关统计，指出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我们知道政府虽然并不全面束缚企业的行为，但仍可以通过制定和运用规则来对之施加影响。因此，作为转型经济制度下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营造一个便于人民创业的环境。 社会整体博弈中，整个社会的采用关系战略的比率越是上升，对每个经济个体来说，采用该战略的优势也就越大。就是说，最佳反应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与战略互补性的存在对应（最佳反应曲线如果向右下方倾斜的话，可以理解为存在着战略替代关系），成为多重均衡的前提。青木昌彦利用“右行”这一自生制度的确认，对社会整体博弈进行了概念解释，并对日本采取终身雇用做了制度上的分析。与此类似，我们可以用相同的分析框架来看待关系。蓝海林(2001)在《迈向世界级企业：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的几篇论文里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够产生世界级的企业，其中一个观点是市场被关系所分割，难以产生大规模的企业。当很多私营企业采取了利用战略关系，服务企业发展的时候，关系作为一种行为范式，也获得了制度性的稳定。将私营企业运用关系寻求发展这一模式作为纳什均衡状态来把握，为理解私营企业战略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