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信任与企业家网络资源等）对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发展和演化具有重要作用。Rabellotti,R.(1997)认为传统产业集群（以家族企业网络为主）如“第三意大利”地区，企业网络多建立在家族、邻里关系的基础上，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网络得以运行与发展的粘合剂和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台湾学者陈介玄(1994)也指出，由同家庭、同家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并维持了企业网络内的运作次序。一般认为，对家族企业网络建立、发展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网络所处的外部环境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企业家网络资源的规模和能力。 一、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哈理森(B.Harrison,1992)认为，企业网络的出现是由于存在“信任最大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对企业网络问题的研究，不能回避信任问题。本文遵从Zucker(1986)、Limlingan(1986)、Whitley(1991)和储小平(2002)等人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即信任包括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制度化的社会信任三大类，并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步完善及社会发展，信任将由低层次的家族和泛家族信任向较高层次的制度化社会信任方向扩展，以此探讨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发展和演化的影响。 1.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与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 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植性”，即它以传统的血缘关系以及延伸之上的亲缘、姻缘、地缘、业缘和学缘等私人关系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家族或泛家族的社会关系之上的，家族信任支配着网络企业间复杂的关系。以华人家族企业网络为例，这些因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讲究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内部核心交易利用信任（家族信任），而外部非核心交易主要利用价格，越到外层家族信任度越低，相应地，越到内层契约和抵押的需要也越低。我国台湾学者赵蕙玲认为，台湾小企业集群经济网络形成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属、朋友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建立的集群比例高达60%以上；台湾学者郑伯曛、任建刚等(1998)也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属于“社会情感网络”，其特征是“讲求彼此间的情感与感受”，而华人文化中关系取向(Guanxi Orientation)在家族企业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澳大利亚外交部东亚研究组(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1995)在对亚洲华人家族企业网络进行专门研究也认为，华人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模式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大陆学者胡军等人(2002)的研究也表明，华人家族企业通过关系运作，建立企业网络联盟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北京大学朱华晟(2002)通过对浙江传统产业集群的实地考查研究后发现，建立在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与泛家族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现阶段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和浙江家族企业网络组织形成和运行的动力机制之一。总之，家族或泛家族信任是家族企业网络联盟的分工与合作基础，也是家族企业网络联盟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家族企业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圈内人”中寻找合作伙伴，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结成小型企业网络；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其选择范围也不断扩大，成员更加复杂，可能超越语系和地缘的界限，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网络；家族企业甚至可能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建立与“圈外人”的网络关系。 2.信任扩展与家族企业网络的演进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2)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纵向一体化在信誉差的社会中比在信誉好的社会中将更能实现。这即是说，企业网络合作（非纵向一体化）的发展需要社会信任度的提高。家族信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和地缘等天然联系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家族企业网络的早期形成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主要以血缘关系、姻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业缘、同学缘等私人关系维系的非扩展信任——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可能是限制家族企业网络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在这种非扩展信任的网络中，企业间合作半径小、竞争激烈，网络关系不稳定，是非常松散的形态，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引起企业网络的崩溃（朱海就，2002）。处在家族或泛家族信任之内的行为主体无法使自己的行为超越网外，从而被锁定于家族或泛家族的网络之中；处于网络之外的行为主体由于信任困境很难将其融入至该企业网络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陷入这个“自然道德”规范，受到小集团利益的狭隘观念的束缚，而不愿承担进一步扩展他们的信任关系和分工秩序的网络。因而从长远来看，基于内外有别、“差序格局”基础之上的家族或泛家族信任对华人家族企业网络的全球竞争力和家族企业网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障碍。现利用威廉姆森的启发式模型(A Heuristic Model;Williamson,1985)来分析信任扩展（即信任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网络组织发展和演化的内生性作用机制。 假设β(k)为企业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M(k)为市场的治理成本，k表示资产的专用性指数，k值越大表明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当k=0时，资产为通用性资产，β(k)＞M(k)这表明，由于资产的通用性决定了交易对契约的完备性和连续性要求低，这种较低的应变能力要求，使市场机制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企业内部组织。随着k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交易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在某一时点，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治理的成本达到相等，随后，市场治理交易成本逐渐高于内部组织治理的成本。 令△G=β(k)-M(k)，代表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与市场治理的交易成本之差。该曲线表明，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时，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大大高于市场治理成本，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市场治理结构的这种优势逐渐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