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学术界在关于制约民营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成长的根本问题上，观点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职业化。储小平(2002)认为，“任何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不断地吸纳和集成新的管理资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展，业务的增多，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经营活动的半径扩大等等”，“家族内的人力资本供应，特别是管理资源的供应必然不足”。张维迎(2003)认为，虽然企业是由企业家创立的，但“企业的成长和持续的发展则依赖于企业的职业化管理队伍的形成”，“任何一个企业在成长壮大的时候，就要由一个随机性的机会主义的创造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性的规划的创造”。吴威(2002)认为，家族企业存在“组织机制障碍”、“人力资源的限制”、“不科学的决策程序导致失误”等弊端，而家族企业要想克服这些弊端，“必须通过吸纳与使用职业经理人，推行规范化管理两个途径，逐步实现职业化的管理”。景素奇(2004)认为，“家族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后，只有华山一条路可走，就是职业化管理之路”，否则难以逃脱“成在经营，败在管理”的厄运。但是，需不需要职业化是一回事，能不能够职业化和怎样职业化则是另一回事。现实中主要的做法是引进职业经理人，但这又被两个方面的问题所困扰：一方面，目前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还很不成熟，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总体上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总是很难协调，现实中不断出现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反目成仇的事件，职业经理人不停地出走。这样就很自然地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以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问题上。张维迎(2001)认为，中国企业能不能长大，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平。“我们不需要担心缺少企业家，……中国要担心的是没有具有足够的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职业经理”。他指出，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将是中国企业继产权改革之后的又一个重大难题。张维迎还进一步指出，“职业化管理队伍形成的关键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这样的研究确实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但似乎又把人们引到了一个歧路上，它会使人们错误地以为民营企业管理的职业化问题就是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只要有了合格的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职业经理和经理人队伍，民营企业管理职业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职业化的重点不仅在于职业道德，也在于职业技能和职业规范，即使是在职业道德方面，道德问题的重点也不仅在于职业经理人，更在于企业家；第二，职业化的难点，不仅在于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也不仅在于塑造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更在于塑造合格的职业企业家，而要让创业企业家职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让职业企业家去取代创业企业家在目前情况下又办不到。一家国内著名的行业龙头企业的老板与高管们聊天时开玩笑说：“中国没有称职的职业经理人。”一位胆大的高管说：“中国也没有称职的老板。”因此，如果把民营企业的职业化等同于职业经理化，企图通过造就合格的职业经理来实现民营企业管理的职业化，从而忽视了企业家即老板的职业化的话，不能不说是缺点所在。 二、民营企业管理职业化的重点问题 民营企业职业化的重点不仅在于职业道德的重塑，更在于职业技能的增强和职业规范的养成，同时还有职业意识的培育。 （一）职业道德重塑的重点，不在于经理人而在于企业家 在谈到职业化问题时，人们似乎更愿意把着重点放在职业道德上，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们把职业化当成了职业经理人化，而对于职业经理人，人们更看重道德问题（张维迎就认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对企业扩张十分重要），职业经理人如果没有职业道德，对所有者缺乏忠诚，就不会有资本家信任他们，中国当前不缺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但缺乏既有能力又讲信用的经理人；另一方面在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性下降，人们愿意更多地关注道德问题。李新春(2002)把信任分为社会信任和个人信任，社会信任又是个人信任的基础。当整个社会信任缺乏时，个人信任也将不能维持。 但是，真正的道德问题并不在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诚信。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即究竟什么是职业道德？一直以来，人们更愿意把道德理解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如何保证经理人不干出有损所有者利益的事情。那也就等于说，如果经理人像企业主一样尽责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了。那么，企业主的道德问题呢？所有者就不存在道德问题吗？他该怎样对待经理人，怎样对待员工，怎样对待社会？企业的道德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在于经理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在于企业主的道德问题。当企业家的道德水准普遍欠缺时，职业经理人即使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也得降下来，比如多数的假账不是职业会计师要做而是企业主要让他做。李新春(2002)认为，每个人都会按照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进行信任度分类，并在长期关系和交易中动态地记录和进行信任管理。换言之，如果企业家长期采用低道德水准的行为，职业经理人就会逐渐追求与其对等的行为。储小平、李怀祖(2003)也认识到企业主的信用道德水平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所以，道德问题不仅仅在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与职业道德的重塑，更应该落实在企业家身上。 企业家的道德缺失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政策有空子，资本的“嗜血性”使它必然要去叮那“有缝的蛋”，这是主动方面；二是为了获得（不道德的）公平——如果大家都去钻政策法律的空子而你不去钻的话，你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不容乐观的时候，道德就会成为不道德的牺牲品，这是被动方面。从根本上说，企业家的道德缺失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都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公有制导致的产权不清和不负责任确实是使全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了（比如，人们拿一点公家的小东西私用，谁也不会认为是不道德，领导干部家来了朋友用公车送一下，谁也不会认为不道德，如果不送反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法律的不完善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巨大空间，给政府官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反过来又给人们“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如果说企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企业家身上找到答案的话，那么，社会的一切问题也都可以从政府身上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