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动态

      自R.Donnelley(1964)开创性地研究了家族企业问题后，西方在这一领域的文献逐渐增加，近10年来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众多研究家族企业的文献中，有许多都涉及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性、关键要素、董事会与外部董事、治理结构与决策质量关系、信任治理机制等几个方面对西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做一大致梳理。

      一、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与关键要素

      所谓的家族企业，其控制所有权(controlling ownership)往往被某一家族所掌握，该家族对企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但这些持有大宗股票的家族成员要受到某种家族关系的约束。家族企业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治理结构。根据一般的理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和机制，其目的在于规范家族内部以及家族与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且，家族企业内部的这些治理机制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还可能随着时间、企业生命周期、家族生命周期、所有权分配的变化而调整。但几乎所有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特性。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参与人的“多重角色”。在家族企业中，我们至少可以列出家族成员、所有者、管理者（或经理人）三种角色，某个参与人可能只充当一种角色，也可能充当两种角色，还可能同时充当三种角色。Tagiuri和Davis(1982)曾发现并分析了这种多重角色现象，他们构建了一个“三环”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三环”模型（Tagiuri和Davis,1982）

      图中的三个圆环意味着三个集团或三种角色：家族成员、所有者、管理者（或经理人）。每一集团中的人可能只扮演一种角色（如图中的1仅为家族成员），也可能扮演两种角色（如图中的l&2，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所有者），还可能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如图中的l&2&3，集家族成员、所有者和经理于一身）。他们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所做出的非常形象的描述，突出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典型特征，但这种方法偏重于宏观层面，而忽视了像家族成员间相互关系这样的一些微观层面的治理问题。鉴于此，M.Mustakallio(2002)在其博士论文《家族企业的契约与关系治理》中提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一些微观特征：(1)持久的交换关系；(2)介入感情因素；(3)冲突多种多样；(4)股权流动性低；(5)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互交织。

      尽管西方对于家族企业理论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几乎每一项研究都涉及治理结构问题，但真正专门研究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文献并不多。在有限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文献中，Neubauer和Lank的著作《家族企业：可持续的治理》(1998)最为突出，该书从家族企业治理的概念、古典治理结构、家族制度、董事会、指挥的关键要素、控制、治理实践等多个角度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他们把企业治理结构定义为指挥和控制公司并对其负责的一种系统，其中，控制是指对管理层的监督，负责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二、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决策质量

      任何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解决所有者和经理之间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潜在利益冲突。根据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代理人的经理的自利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代理问题，即代理成本，因此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所有者就必须设计各种恰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使经理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使股东的利益达到最大。从本质上看，代理理论所主张的是一种契约治理观点，即委托人（所有者）通过正式契约去约束和激励代理人（经理），然而，代理理论忽略了所有者与经理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治理效应。对于家族企业来说，这种社会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多重角色普遍存在，大部分所有者、董事和经理属于同一个家族，亲属关系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非常重要，因此密切的社会交往使家族企业可以建立非正式的、自我实施的治理机制，以补充正式治理制度的不足。通过家族关系而建立非正式治理机制，就叫做关系治理。Mustakallio(2002)发展了一个融合代理理论（“契约”）与社会理论（“关系”）的模型，以说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其战略决策的质量，如图2所示。

      

      图2 家族企业的“契约－关系”治理模型 （Mustakallio、Autio和Zahra，2002）

      基于这种契约－关系双重治理机制的模型，Mustakallio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理结构及其与决策质量关系的命题：(1)家族制度规则越多，所有者家族成员间的社会交往也越多；(2)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家族规模越大，家族成员间的社会交往越少；(3)家族成员间的社会交往越多，所有者家族就越加具有共同的理念；(4)所有者家族中的共同理念越强，家族企业中的决策质量越高；(5)所有者家族中的共同理念越强，家族企业中的决策承诺也越强；(6)董事会对高层经理的监督越强，家族企业内的战略决策质量越高、决策承诺越强；(7)董事会对高层经理的参议越多，家族企业内的战略决策质量越高、决策承诺越强；(8)社会交往中介性地传递了家族制度和家族规模对共同理念的影响；(9)共同理念中介性地传递了社会交往对决策过程质量（包括决策质量和决策承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