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镇企业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轫，蓬勃发展于80年代，其对苏南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创造了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到了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跌入了谷底。自1997年开始，苏南各地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随着乡镇企业的改制，村级组织不再是村办集体企业事实上的老板，其可控制的资源大大减少，也导致了村级组织权威的降低[1]。这样，韦伯所说的两种控制——依仗占有财产、资源进行控制和依仗权威强制命令进行控制——在这儿同时弱化，村级组织已难以像改制以前那样对农村进行强有力的整合[2]；同时，乡镇企业改制后，由于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使私营企业主在村庄中的地位日益显赫，这也改变着村庄的权力结构，决定着村级治理的趋向。本文选择昆山市的庙村为个案（注：因为村中有一座历史达几百年之久的太娘庙，故笔者依照学术惯例称其为庙村。），运用文献法、访谈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乡镇企业改制后村级治理的变迁及其管理模式进行初步探索。 一、村办集体企业的发展历程 本文所调查的庙村位于昆山市北郊，毗邻昆山老城区，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捷，村级工业发达。全村现有16个村民小组，530户，户籍人口1654人，其中党员53名。自改革开放以来，村级集体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2年，全村完成工业产值8510.46万元，销售6507.08万元，利税566.68万元，人均GDP47683元，人均纯收入达8368元。随着村级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村民电话普及率达90%以上，全市第一家建成村级光缆有线电视系统，通户率达80%，农民合作医疗参户率达95%，改水改厕率达100%。目前庙村形成一个集生产、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小区，并已初具集镇规模。近年来，庙村先后获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文明村、苏州市农村现代化示范村、苏州市双文明村、昆山市双文明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庙村的村办集体企业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制前有盘簧厂、沪泾丝织厂等8家村办企业，到1990年，全村工业产值145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667万元的86.98%，村办企业居全镇第二位。1996年10月，为提高市场竞争力，村里组建了江苏省庙村集团，拥有总资产1.19亿元，集团主营工业项目的引进、开发、企业原辅材料的采购和产品销售[3]。 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要件。在个人无法承担制度变迁的风险与成本的时候，只有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党组织才能担当此一重任，承担着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组织推动职能。企业发展所需的原料、资金、技术、劳动力和市场，各个环节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村级组织的主导作用。这就使村级组织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成为决定性影响变量，其不仅扮演了村办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而且在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发展取向为最大利益取向的经济主体，快速地推动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反过来，庙村集体经济的发达，使村级组织可控的经济资派日益丰富，从而使得村治的运作和社区的公共服务、公益建设得到了集体经济能力的有力支撑。据现任经济合作社社长PL介绍，“改制前村里的企业每月都要向村里上交资金，这部分资金一部分用来支付村里管理人员的工资与奖金、公务招待费用以及对农业发展的补助资金等，另外一部分就是用于村里的公共建设和村里的公共福利等”。庙村集体村办企业的发展历程在苏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乡镇工业为支柱的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的历史优点（社区政府公司化），同时也是其企业发展的缺点所在[4]。另外再加上其所有制结构及投资主体单一等原因，使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而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出现发展缓慢、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的现象。针对集体企业发展的困境，苏南各市于1997年开始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与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庙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有村级企业都完成了转制，除了丝织厂和纸箱厂两家较大的实行股份制以外，其余的六家村办企业全部改制为私营企业。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使农村原有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乡镇企业改制后村级组织体系和公共管理方式的变化 在乡镇企业改制前，庙村依靠发达的集体经济，村庄社区的权力组织结构呈复合金字塔型，村党支部及其主要载体村企业集团处于塔尖的位置，自上而下地对村庄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实施治理。改制后，除了保持原有的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以外，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社区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