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分期 建国后刘少奇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党的八大，其主要标志是刘少奇初步总结了执政党的经验。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八大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其基本特点是党的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失误。第三阶段是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他对执政党建设教训的吸取。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刘少奇理论探索的高潮，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低潮，而第三阶段则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第一阶段中，刘少奇通过对执政党特点的分析，提出了执政党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执政党“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1〕执政党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2〕执政党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以及要贯彻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等思想。这些思想，对执政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第二阶段，由于党在工作中，开始出现“左”倾失误，刘少奇的一些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不但没有继续深化，反而偏离了正确轨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矛盾的分析，出现了“左”的倾向。例如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的1958年，他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曾预计我国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又如在国内外形势动荡的1959年，他又说：“左比右好”，“确实左比右好”。这种预计和观点不能不说是他思想中不正确的部分。 面对党的工作中的失误，刘少奇在第三阶段开始对执政党建设作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纠“左”。刘少奇针对当时党内流行的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明确指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要“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3〕他的这一论点同前一阶段的“左比右好”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刘少奇思想的探索会呈现出曲折性呢？总而言之，这是与当时党的历史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第一阶段我们党在分析党情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顺利进行了“整党建党”，接着又胜利地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斗争，特别是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就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初步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党的指导思想逐步向“左”的方向发展。这在党的实际工作中表现为1957年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论点，在党内外开展反右派斗争并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党内“反右倾”极大地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严重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不可能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来。 在第三阶段中，我们党一方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了反面的教训；另一方面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尤其是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这些为刘少奇进一步探索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代表中共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刘少奇对执政条件下党情国情的分析 正确认识党情国情，这是我们搞好党的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刘少奇一贯坚持的思想。早在1941年他就在《论党内斗争》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4项具体条件。在党的七大上， 他又阐述了我们党的5个特点。在党执政后，如何认识党情国情的新变化，对此， 刘少奇及时分析并初步论证了这些变化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从党情来看。其一，党的地位变化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对于这种变化刘少奇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党执政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脱离群众。因而，党在执政后如何处理党群关系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根据刘少奇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1）执政党面临着权力的严峻考验。对此，刘少奇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4〕（2）执政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刘少奇明确指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5〕（3）执政后党群矛盾突出了。这是因为“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上都有责任”，所以党群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6〕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执政后不同于执政前的重要区别。 其二，党的基本任务变化了。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转变为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即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转变为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制”。〔7〕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政党必须注重法制建设，正常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