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与“文学的边界”之突破是同一事件，标志着传统美学和文艺学面临的挑战——审美泛化无边，文学同时也就失去自身存在的固有疆界领地。无论是建构姿态之“新的美学原则”，还是颠覆式的“文学终结”、“文学理论死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话语。这些话语的出现与盛行，一方面有理论自身窘迫的原因，如关于美本质、文学本质诸有关本质的理论在论争中缺少新意，这是一种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它们与文学教师的职业困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理论外部一个强大对手的挑战，那就是数字时代的传媒视像文化，正如艾尔雅维茨的《图像时代》一书的第一章标题所说：“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注：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传统文学的生存问题成为全球性忧思。 一 一位美学客人，强大的挑战者 在人“诗意存在”的千年家园中，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它像位“大爷”似地宣布自己就是这座家园的合法主人，并发出警告：如果我们再坚持“反客为主”就要被扫地出门。于是钱竞在“生存还是毁灭”问题中坚持“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注：钱竞：《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在与王德胜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中，鲁枢元感慨：“我真的已经老了”（注：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钱中文在对“身体写作”的批判中唏嘘：“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实在渺小！”（注：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6月10日。）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已经发出“我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我要研究大众文化”的声音。我们确实看到在这场论争中，师生两代的对话对峙。 然而且慢，悖论是历史地构成的，无悖论则在历史之外。就是说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文化的非悖论式叙述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路径。 2002年杰姆逊送中国的一个话题，即“当前时代的倒退”，他说：“最近几年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迥然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对旧事物的回归或重建，而不是把它们彻底肃清。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之一无疑就是贬低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激起了大量新的思维和新的观念的写作。然而，我们现在开始看到全世界出现了对传统哲学的回归”（注：杰姆逊：《当前时代的倒退》，《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12日。）。 “当前时代的倒退”也就是从后现代倒退到现代，即我们所说“无边的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包容。这种“倒退”也就是前进，是为“走出后现代”，或走向“后现代之后”，是指走向被改写的现代性之核心——启蒙的理性。这些“倒退”现象还包括如罗蒂之为马克思张目，“破”字当头的德里达与哈贝马斯撰文支持欧盟“立”宪等等，“传统哲学的回归”必导致人文复兴，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必将在一个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此，关于文学生存的忧思便与在一个未走出物质和消费占统治地位时代如何在“回到伟大的经典”中保存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并创造美好未来的问题相联。 在新近这场美学、文艺学大论战中，我们往往发现在非学科化和非学理化的“攻方”与学科化、学理化“守方”之间两种话语毫不兼容，你说的是文学想象的“内视”特性，他说的是科技传媒时代摒弃文字语言之视觉图像对感官的直接冲击，因此在学科和学理的内部无法守卫学科和学理固有疆界，无论你说什么，它自“岿然不动”。把问题转移为“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之幽灵再现与“后现代真经（文化研究）”之间的冲突使得问题更加模糊不清（注：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既然对手已经请来了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美学文艺学助阵，恪守单一学科疆界线便无法交锋。与这位“大爷”对话，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视野，因此不妨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多学科与批判性—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的整合）和资源来辨别文化研究的“中国”异味（非批评之拥抱文化现状），是为“顺势疗法”。 在这场冲突的源头，德里达、布尔迪厄已经作古，文化批评大擘杰姆逊也将届耄耋。为中国少壮派理论新锐传授“后现代真经”者几乎都是西方的苍髯老者，表明这场论争的本质并不在于以“代沟”分割的“保守”与“开放”。一种认为文学是独立自主地封隔于其它社会生活要素的研究与把文学看成历史所展现的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其它生活现象紧密地联系着的研究；以及一种把文化研究看作西方“后现代真经”用来“审美化”本土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常生活，与把文化看成社会不同分层结构与不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着的现象用以批判一切不合乎人的现实关系，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因此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冲突，而更是什么样的文学研究与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冲突。 有人把“本质主义元原理”与“批评”在文学学科中分开，断言只有“元理论终结”，批评方能“开始”，并将“文艺学”归为“文学理论”加以解构（注：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使我们想起了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有人提出并不存在一个体系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那只是经典作家们的“断简残编”之拼凑。在美学上也是如此，美学家们表明自己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也只是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言论片断，其中免不了大量的阅读盲点与阐释谬误。同时我们又可以想到作家们对文艺理论，也对批评的抱怨，认为它们不仅不能指导反而妨碍了自己的创作和灵感；当前的这场对“元理论”的挑战恰恰又以文学学科中的批评家们为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