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辩论”的反思 一、所谓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辩论”，是美化当年学术环境的“潮流之作”。这与当年的“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跃进”、“大字报”等等是同一家族的词儿，同一血缘的“宠儿”，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表现了那个时代“假大空”的幽灵和时代精神。（以下简称“大辩论”）。参与当年讨论的“剩勇”们，一方面适应时代潮流之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了寻找自我直立起来的“根基”，因而“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此后，便以讹传讹，成为所谓历史定论的传述者。乃至一班年青人，未经历过当年风雨者，在“以讹传讹”的传统中，诗意地去追述当年的讨论情境，且曰那是“政治冲击学术的恶劣环境中，唯一的自由讨论，真正的百家争鸣”云云。 二、“大辩论”的轴心人物（箭靶子）是朱光潜先生。一切“讨论”都以朱氏为转移，朱氏在当年的地位与“价值”毋庸讨论。当年的讨论者心里明白以下等式：朱光潜=唯心论/唯心论=反动派；批判朱光潜=追求进步=时代主潮。翻翻当年的六大本论文集，基本调子就是如此。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学术观点之闪光，以及若干学术思考，有良心的论者也露出若干平等态度。但支流掩不住主流，局部代替不了全局。 以下所引是最“客观”、最少“霸气”之论：“朱先生的学问，骤看来好像是很渊博，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光潜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也有一些见解。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维体系。”[1] 这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的文章。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此类文章中之“奥妙”：一是奉命而写作（批判）必须唱高调，即“但”书之后的大文，都必须与潮流保持“高精尖”的绝对一致性；二是“但”书之前的“低调”，诸如以“好像”、“似乎”等等掩盖着那难言的真相，以“我们也承认”之言来显示被迫困境中的尚未灭尽的良心；以“某些个别问题上”之言，虚掩临时制造的谎言…… 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在环境高压下所完成的“精神分裂”而良心尚未灭尽型的“但书”批评。至于那些秉笔“御用”以“红色专家”自居、挂着马列主义独家经营招牌的霸道理论家，只会扣帽子、打棍子，其十足的“霸气”（如“朱某不配学马列”等等）与真正的学术毫不沾边，其文在当年是何等的“显赫”而威风凛凛，然而今天重温，只不过令人捧腹而已。 除了“御用——霸道”理论家之外，便是那些尚在“总角”的年青人（年青“理论家”），因受“初生牛犊不怕虎”与“天生我才必有用”信条的导引亦加入了“大辩论”，说重一点是“乘势起家”，说轻一点是“凑凑热闹”。当然，对准“箭靶子”（批判朱光潜）是第一要义，否则，便失去“针对性”和“学术价值”。此类文章亦不在少数也。这是“趋时”的“牛犊”批评。 以上是笔者所归纳的“大辩论”中的三类批评“模式”：1.“精神分裂——良心尚未灭尽”型的“但书”批评；2.御用的“霸道”批评；3.凑热闹的趋时“牛犊”批评。 不难看出，3种批评都免不了“一边倒”，否则，便会引火烧身。但在三者的火力中，透过那被打杀的朱光潜形象，略能“就事论事”、尚存若干学术价值者，完全得救于中国儒家哲学“孟子——王阳明”所发现的那颗“良心”矣！ 以上3种批评“模式”是特定时代的“天然”产物，其在此后的历史流逝中，时沉时浮，时至今日几乎成一种顽固的恶性“传统”，挥之不去。其影响之严重（对学术生机之扼杀），所犯下的“历史罪过”是罄竹难书的。故，重温那段历史，解剖3种批评“模式”，足有警钟之作用。 三、如果是真正的“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辩论”，那么，被批判的对象，首先就不应是被“钦定”的某某人，而应是一切“错误”者；“百家”不是一家，“争鸣”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次，既然是“辩论”，那便应该令人“心服口服”，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然而并非如此。且看朱光潜当年的内心自白：“在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我心里日渐形成很深的罪孽感觉，抬不起头来，当然也张不开口。不敢说话，当然也就用不着思想，也用不着读书或进行研究。”[2] 当年，“群起而攻之”的形势，是在批判胡适、俞平伯，反胡风的紧张背景下形成的（1957年反右之后更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其时谁能抵挡？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惶恐中，怎能不形成“很深的罪孽感”呢？朱光潜明明白白地说“抬不起头来”、“张不开口”、“不敢说话”、“用不着思想”、“也用不着读书”。这怎能扪着良心说是“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讨论”？ 再看朱光潜的自白：“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出我也懂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个人的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3] 封别人的口，扣帽子，吓唬人，打着堂皇的招牌，兜售自家的私货……有半点良知的人，恐怕都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自由的学术讨论”、“真正的百家争鸣”。时至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回香港母校讲学时还说：“五十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引者）是可笑的。”[4] 其实，整个“辩论运动”都是可笑的——这是朱光潜作为历史的“悲剧胜利者”对昔日那段历史的一种“戏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