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的发现和认识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把审美看作是建设“正义”国家，培养“正义”个人的重要途径。但在以往，人们较多看到柏拉图对艺术否定和排斥的一面（其实，他所反对的只不过是亵渎神灵、挑动情欲的那一部分作品），而没有注意到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对于美的艺术在教育青少年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予以如此热切的关注和重视。就在《理想国》中，他提出了要寻找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像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周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这样，通过美的熏陶，就可以使青年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他的“性格变成高尚优美”（注：柏拉图：《理想国》，《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4页。）。这就是对美在陶冶人的情操方面的作用所作的一段绝好的描述。 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美在塑造人的美好心灵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比较起来，却从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突显出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那种独特而为其他事物所不能取代的重大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比较歧义的概念，一般说来是指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使得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而精密，生产的活动也越来越机械化、标准化、划一化。这种生产分工尽管大大地促使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但它的负面效应也随着它的发展而日益得以暴露，这就是它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产生的“异化”现象，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就曾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即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反过来成为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力量），行为的异化（劳动不是使人感到幸福，而是不幸，不是工人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展，而是对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类本质的异化（是劳动仅仅成为个人维生的手段而意识不到自己类的存在）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类的存在，从而使得私欲支配着人的享受和需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敌对）。而在这四种“异化”现象中，产品“异化”又是一切“异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几种形式的“异化”都是由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所派生的。而这种物对人的支配和奴役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人丧失了对自己工作本身的兴趣而把物当作唯一的追逐对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为一种纯粹利欲的关系，并完全为利欲所束缚。这样，工人在劳动中就丧失了他的自主性，使劳动变为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4、51、51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9页。）。与之同时，作为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同样被自己的活动工具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从而使得“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成了）人的自我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成为一种仅仅被利欲所支配的工具，人也就完全被分裂了、物化了，也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的异化还是仅仅由于社会分工而产生；那么，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这种被物所支配、奴役而失去自身自由的状况不仅没有因社会的发展而获得丝毫的改变，而且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增长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剧。按照西方有些学者的看法，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既是一个信息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所谓信息社会，就是信息被视为社会生产的重要资源，信息的加工、处理、传递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关键。这样，就造成了社会劳动力的结构的重大变化，以致科学家、信息处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成为劳动者中的主要成员，从而使得知识也随之成了商品。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突出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人们的学习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充实、完善和提高自身的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挣钱的工具，就像弗洛姆所说的，“他的目的是在人才市场上怎样使自己卖个好价钱”。只要能获取高额报酬，就自愿接受支配，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这样，知识作为一种物质交换的形式、一种物的异在，反过来也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后工业社会又是一个消费社会，因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高速发展是通过消费来推进和维持的。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以各种手段无限制地刺激人的物质欲望，试图通过高消费来推动生产的高速增长。这样一来，人又进一步被塑造成了一种物的奴隶，以致把自己生存的目的全部寄托在只是为了获得当下的、即时的、物质的享受上，而不再有高尚的、精神上的追求。对此，弗洛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使人本身越来越形成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地人却成了物的奴役”，成了不是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需要，而是被广告所操纵的、为消费而消费的“强迫的”、“虚伪的”、“炫耀性的”消费者，“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然而他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情感的”（注：弗洛姆：《生命之爱》，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所以马尔库塞把消费主义看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进行奴役、控制、剥夺人的生存自由的一种新的形式和手段。 这都说明，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人的境况在表面上虽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这些社会都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使人成为物的奴隶，把人与世界本来所具有的丰富的关系都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功利的关系和欲望的关系。以致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注：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这种利欲关系的危害就在于它把人引向只关心一己的利害而丧失了人类普遍的情怀，只热衷于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再有对自己生存的终极眷念，只为了求得当下的物质享受而忘却了人生根本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也就不会再有超越于经验之上的追求和梦想，他的生存也就失去了精神的根基和依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他即使生活富有、活得开心，但是在物质的面前他已经出卖了自身而成为物的奴隶，时时、处处都在被物欲驱使去从事自己的活动，就像陶渊明所说的“以心为形（所）役”，苏东坡所说的“此身已非吾有”，他自身已经失落，他的自主性、自由性已经消失，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的了。这实际上是人生的最大的悲哀和不幸，对于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境况，马尔库塞曾以“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去加以概括。现代人的痛苦即由此而来，现代社会的病态也由此而来。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摆脱痛苦，获得拯救，从生存论意义上而言，最根本的一点，就得要使自己从物的奴役中摆脱出来而重新夺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