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入，自然美这一伴随美学历史的经典范畴，获得了重新认识、重新界定的可能性。首先，从西方美学的历史看，长期以来，由于人本主义是其核心价值观念，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人和人的创造物（艺术和人工制品）。与此相关，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存在，它要么被排斥在美学主流的边缘，要么被视为一个无法纳入现有理论体系的难题存而不论。而生态美学的出现，则无疑使自然的美学命运得以全面改观。其次，无论对当代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生态美学都是一个新课题，或者说，生态学本身发展的非成熟性决定了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难以深入。以此为背景讨论自然美，则必然面临着理论储备不足的问题。基于以上两点可以看到，当代自然美理论的重构，其前提在于经典美学关于自然美定位的反省，其基础在于对现代生态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其价值指向则在于对当代社会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理论回应。下面，我们将就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人的在场与自然的缺席 在当代社会，生态美学的出现虽然有它学理上的背景，但其基本的驱动力则是美学研究者对自然环境恶化的严重关切。也就是说，生态美学的核心任务，是试图从美学角度对这种关切作出理论的回应。但是，面对这一课题，西方哲学、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却是十分有限的。其中，西方自苏格拉底确立哲学的人本主义道路以来，对人的关注一直是其哲学的主流。比如，笛卡儿以“我思”作为存在的根据，他所谓的哲学就是理性主体对世界的独白；康德将人的智力无法穷极的领域作为“自在之物”悬置了起来，将哲学的疆域圈定在“人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只关乎主体的问题上；胡塞尔则给予了有限的意向主体以绝对的优先权，所谓的现象学，在根本意义上只不过是以人的提升和扩张为标志的先验主体哲学。至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哲学潮流，更是将这种主体性倾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极端。 在由人与自然构成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格局中，对人的重视就意味着对自然的忽视，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就意味着对自然价值的蔑视和贬低。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坚信自己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还能否对自然那沉默的伟力保持必要的敬畏和谦卑。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美学的主流，除前苏格拉底时期以外，一直缺乏对自然真正富有价值的审美思考，是有它的原因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的人对自身力量的盲目崇信，这种倾向更得到了加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哲学、美学自黑格尔、谢林以来，已彻底中止了对自然美作任何系统的研究，自然研究的任务已彻底交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去完成。与此相对应，哲学领域对人的重视则进一步具体化为美学领域对人的精神创造物的膜拜，这种膜拜的最主要的对象就是艺术，而美学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艺术哲学”。人们相信，人比动物高明多少，艺术就比自然高明多少；“艺术远比自然更直接地使人类理解自己精神世界中最美好的东西”；美学家“与其去为诸如一个日落景象的美寻找原因，还不如去研究一个陶罐的造型”。正是由这种哲学领域的人类中心主义促成的艺术至上论，使20世纪西方美学形成了人学的泛滥和偏重艺术文本分析的两大奇观。在这两种潮流覆盖性的影响之下，自然在美学领域中长期的缺席也就有了必然性。 现代中国美学是原产于西方，后由日本输入的舶来品。西方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围的残缺必然先在地对它构成限定。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从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思想的创造性阐释，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到朱光潜对移情、距离、直觉主义的重视，都可以看到这种鲜明的人本主义哲学背景。20世纪50年代以后，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新时代美学家的使命，但除蔡仪之外，几乎没有人将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来看待。“自然的人化”被看作自然向美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在理性启蒙和情感启蒙的旗帜下，这种“人学的美学”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覆盖性的影响，当时的美学研究者几乎都认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美的核心，也就拿到了开启真理之门的钥匙。而李泽厚由实践哲学发展起来的主体论哲学，以及后来将这种人学思潮推向极端的非理性和反理性主义，基本上在观念领域主宰了那一时期的美学历史。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自然在美学研究中的阙如是理所当然的。据此也可以认定，蔡仪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从学术主流的位置淡出，除了理论本身的“机械”、“粗陋”和意识形态性之外，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即在人的问题成为美学核心问题的时代，一种大讲自然美的客观性、永恒不变性的理论，一种捍卫自然具有自在的审美品质的美学，是不合时宜的。在这里，蔡仪的淡出与自然美的被放逐、蔡仪的孤独与自然在美学领域的缺席，似乎具有同一的意义。 在宗教、政治或物质的强力对人的本性进行扭曲或构成压抑的时代，没有人会怀疑哲学或美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对捍卫人的尊严、促进人的解放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如，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对“异化”问题的讨论，赋予了这门学科鲜明的批判性。但是，在人与对象世界构成的复杂关系中，现代人本主义美学过多关注了人向社会中的反人性力量异化的问题，却忽略了在人与自然之间，人日益膨胀的实践能力使自然丧失了它的独立地位和原生态的美，仅仅成为承载人情感（移情）的工具，成为单单以其使用价值彰显意义的存在。显然，在当代社会，如果说工具理性、物质主义导致了人向社会的异化，那么，人对自己实践能力的滥用也剥夺了自然无限的丰富性，导致了自然向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但制造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而且也使“自然美”这一范畴在当代美学中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谬。比如，我们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对自然审美的过程就是赋予自然意义的过程。这里，人们与其是在欣赏自然本身的美，还不如说是以自然为中介达成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观；人的审美过程与其说是对自然审美价值的肯定，还不如说是通过自然完成对人的价值的曲折的肯定。这样，被人认定的自然美，显然与自然无关，而不过是人围绕自然制造的主体情感的幻象。而所谓的爱自然，在本质上则成了爱自身；所谓的对自然的审美，只不过是通过自然完成对人自身的新一轮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