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在1985年评论当时大陆哲学研究状况时说：“整个地说，文革结束以后不但有批判的继承，且有创造的发展倾向的是美学这一部门”。他列举了朱光潜、蔡仪、宗白华的论集以及李泽厚、叶朗、周中明、杨辛与甘霖等人的著作后说：“我在美学这部门看到了一缕学术突破的小小希望”。[1](p61) 台湾学界以为这种学术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美学理论的蜕变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再生。 一 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美学理论的蜕变主要由研究马克思《巴黎手稿》和康德《判断力批判》带来的。 陈继法在1993年连续发表两篇评论大陆美学研究的文章。他略述了大陆1970年代“美学热”以来的美学研究状况：在美学史方面，西方美学史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的再版以及蒋孔阳、朱狄、涂途、冯宪光、朱立元与张德兴的有关著作，还有北大哲学系编的《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中国美学史的著作除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外，还有敏泽、叶朗、卢善庆、聂振斌、邓牛顿的有关著作以及北大哲学系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方面，有李思孝、董学文、程代熙、蔡仪、丁枫的有关著作；在美学译介方面，翻译出版了很多西方和前苏联的著作，“形成了美学译介方面的繁花竞放的盛况，也带来了美学发展的动力和深远影响。”[2]不过，他重点评述了马克思《巴黎手稿》所导致的大陆美学理论的变化。他指出在1970年代末，随着《巴黎手稿》在大陆由沉寂而浮现，“美学界开始展开了对《手稿》内容中的‘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物种的尺度’、‘内在的尺度’等有关美学的基本问题和概念等的探讨和论争。”蔡仪开始是对《手稿》的价值持否定态度，李泽厚由美是客观的存在转而主张美的对象的社会性和美依存于客观的社会生活，即后来称之为实践论的客观美学。《手稿》的解禁，是对朱光潜原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思想“所受迫害与冤屈的彻底平反”，正是在对《手稿》美学的争论中，大陆的美学发生了“蜕变”；在他看来，这种蜕变首先表现在曾被朱光潜指为“‘见物不见人’的美学之扬弃”。李泽厚由“客观论唯物美学蜕变到‘实践论美学’”和蔡仪的“新美学”在1980年代的重新改写就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大陆的美学“终于蜕变为具有‘人学’素质的美学。美学既是‘人学’，美学便以主体的人为主，美的问题便与人相亲和，与人的精神、生命、情感相联系、相融合”；其次，蜕变表现在“‘新天人合一论美学’的萌生与成长”，潘家森首次在1983年的论文中提出“新天人合一论美学”，引起美学界的关注和广泛共鸣，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认为中国美学归结到最后，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刘晓波在博士论文里强调，“天人合一”这一人类理想，是循审美途径来实现的；再次，蜕变表现在“对全人类意识与审美超越之追寻”，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就以“美学总体上的全人类意识”为主轴；还有蜕变后的大陆美学表现了“向世界美学思潮汇合的努力”。[3] 如果说陈继法主要指出了大陆美学受《巴黎手稿》的启示而出现的新面貌。那么，熊自健则着重评述了朱光潜、蒋孔阳、陆梅林、蔡仪四人有关《巴黎手稿》涉及的审美的主客观关系、艺术起源与美的规律等问题的讨论。他说朱光潜认为《巴黎手稿》诞生了实践观点的美学，美存在于主客交往辩证统一中，《巴黎手稿》讲的物种尺度指每个作为主体的标准，内在尺度指对象本身固有的标准，即对象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蒋孔阳也从《巴黎手稿》论证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美是“客观规律”与“主体目的”的产物，物种尺度指客观世界的规律，内在尺度指主体的目的。陆梅林认为《巴黎手稿》是尚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但其中的美学观点有革命性，主张从美感是人对客体的主观映象来阐述马克思的美学，这与朱光潜、蒋孔阳从主客体交往的辩证统一来阐述马克思的美学大异其趣。蔡仪坚决反对以《巴黎手稿》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主张美是客观的，美即是典型。熊自健指出，除了以上四种意见外，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以及对上述四种意见的批评，但从中完全能够看到大陆“美学界已走出前苏联理论界所设下的框框，企图探索出一套自己的美学理论，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并且要以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但是意见如此分歧，说明大陆的美学理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十字街头上”。[4](p83) 这意味着他并不像陈继法那样，认为《巴黎手稿》给大陆的美学理论指明了方向，而是认为《巴黎手稿》使大陆的美学理论陷入迷茫彷徨之中。 台湾学者注意到大陆研究康德美学所显示的理论内涵。熊自健评介了李泽厚、劳承万、曹俊峰研究《判断力批判》的成果：李泽厚“勾勒出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大要，但对于判断力如何沟通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欠缺清楚的说明，也没有检查其间的困难和不通之处”。“劳承万相当用心地解析了康德判断力原理的结构与作用”，并从康德判断力原理引申出“文学主体性”的大义，但他“过分使用二向性结构的图解方式，产生对康德判断力原理的曲解”。曹俊峰对劳承万的观点提出批评，特别指出其所列的判断力二向性结构图表，把规定的判断力与情感、自由美、形式的合目的性等连在一起，又把依存美归于反思的判断力，完全曲解了康德美学，此外他还深入探讨了康德反思判断力的内涵。熊自健认为大陆学者能从整个康德哲学体系出发，抓住了判断力原理在康德哲学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但“未能强调康德判断力原理的限制之处”，在这方面德国学者R.Kroner的研究值得参考。大陆学者批评康德分割了“人的完整性”，但忽略了康德后继者“在康德判断力的启示下，对‘人的完整性’此问题所做出的后康德式的各种努力”。另外，牟宗三关于儒学在美善统一上比康德更圆满的见解，也值得大陆学者参考。[5]熊自健还介绍了朱光潜、蒋孔阳、李泽厚、劳承万、赵汀阳等人在康德美学的出发点、康德对美的分析、康德对崇高的分析、康德论天才与艺术等问题上的一些观点。认为大陆学者研析康德美学的主要用心，还是落在批判继承上，设法更进一步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他们批评康德美学思想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还批评康德美学思想停留在纯粹的思辨上，很少触及到艺术作品，但卢善庆对此有不同意见，指出康德对艺术和艺术史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其美学思想充分反映出浪漫运动时期的文艺思想。（注：参看熊自健《大陆学界对康德美学的研讨》，《中国大陆研究》第30卷第8期，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