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

——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的建构。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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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始占据主导的美学思潮,实践美学得到了充分的反思和批判。在批判者的思路里,存在三种潜在的观念:其一,实践美学更多地是奠基于古典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其二,实践美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是绝缘的,因此,它更多是受欧洲美学(主要是康德美学)影响建构而成的,并不具有“本土化”的内在价值。其三,实践美学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文启蒙运动中起过作用,但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审美文化”的要求,同新时代的审美现象已经脱节。

      然而,我们要反问:实践美学不是“现代”美学吗?实践美学不是“本土化”美学吗?实践美学对“审美文化”无发言权吗?这里主要聚焦在第一个问题。实质上,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实践美学发展还有新的“生长点”,这种发展正是实践美学与当代欧美美学可以“视界交融”的通途。当然,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为这种拓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这种思路亦可以同中国传统美学衔通起来,这需要另文详述。

      我认为,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生活开始的地方。这种哲学思路,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欧洲美学那种主客两分和感性、理性的割裂的思维传统。其实,这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思路,倒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杜威的“完满经验”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注: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在英译目录中,“生活美学”被翻译成" Life Aesthetics" ,值得商榷,这种译法就将“生活”与“生命”混淆了。我们所说的“生活”与后实践美学所力主的“生命”是不同的,也与具有存在论色彩的实践美学所主张的“生存”不同,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翻译为"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 则更为准确。)实践美学与存在主义、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的联通和融会,都可能成为发展实践美学的新途。(注:在2004年9月举办的“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泽厚先生承认他在写《批判哲学的批判》时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内在影响。实用主义美学而今在美国又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其中,在舒斯特曼的美学构想那里也出现了回到生活的趋向,参见R Shusterman,Performing liv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只不过,中国与欧美所面临的历史境遇不同,舒斯特曼要力图摆脱的是在欧美占据主流的分析美学传统,特别还要面对艺术终结后的美学境遇,而当代中国美学主要面对的则主要是实践美学,主流艺术境遇亦与欧美形成历史性的错位。)在此,还是先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因为,实践美学的拓展要以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作为起点。

      一、马克思:生活实践的现代奠基者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翻转,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审美精神”在马克思的一生的思想历程中是贯穿始终的,但是,生活实践的观念则是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以“审美精神”为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他又以“生活实践”为现实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圜中”所在。

      马克思最早曾从事诗歌创作,他在1835年就参加了波恩大学学生诗歌小组,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中便传达出这样一种空想的观念:“幸福王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且,“只有在诗歌的幻想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幸福的”。[1]显然,他接受了席勒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思想极为接近于席勒的诗句“美只在诗歌中开花/而自由却在理想领域中开花”。的确,马克思称这一理想领域为“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2]年轻的他同多数的德国哲学家一样,将理想寄托在诗歌的梦幻之中,寄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并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但却奠定了他一生“审美精神”的基调——审美是与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内在相联的,这倒类似于谢林将艺术和哲学这人类精神的两极加以弥合的取向。其实,他的学位论文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上的,正如准备性著作所说“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3]因而,“德国人道主义的希腊式理想——从温克尔曼和莱辛到歌德和黑格尔——牢固地进入了马克思的世界观,”[4]马克思一直都将古希腊理想作为典范,他特别赞颂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论及的古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肉体的理想性”。可见,这时的马克思虽看到了“生活”但却视之为“纯粹的”,虽关注“理想”但却将之归之于“肉体的”,他仍纠葛在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到了1839年到1841年的著作里,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年轻时代的“审美精神”缺乏现实根基,所以他洞见到: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而是“脱离定在的自由”才是黑格尔美学中的结论,[5]这时他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审美精神”中虚妄的主体性。1844年初,在他从事哲学活动之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他就批判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6]这里,“世界”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意识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并作为现实生活的某种“补充”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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