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一生最重大的学术转向，就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摈弃原来沉迷甚深的唯心主义美学，而转向学习、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朱光潜是怎样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留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大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在朱光潜的著作里，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是他在英国留学的1927年。在该年发表的一篇谈论克罗齐的文章里，他说克罗齐早年在罗马大学读书时深受其师赖贝阿拉（Labriola）的影响，而赖贝阿拉正是“欧洲第一个人拿马克思唯物史观到大学里去演讲者。”克罗齐受老师的启发，“早年研究马克思（KarlMarx），而他的经济学说则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极力排斥历史可以用唯物观解释之说（注：《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三）——克罗齐》一文里，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号，1927年8月出版；另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23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下同）。）。”这里，朱光潜只是为了评述克罗齐而谈到马克思，虽然将克罗齐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清楚地摆了出来，但他自己究竟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从这段话里尚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到了四十年代初（1942年），朱光潜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初步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一文里，这样评述唯物史观：“极端的唯物史观不能使我们满意，就因为它多少是一种定命论，它剥夺了人的意志自由，也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和努力的价值（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8-39页。）”。这表明，1942年左右朱光潜已多少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朱光潜作为一位关心时政的敏感的文化人，对于日益高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可能一无所知，即便是反对它，也要首先了解它。从朱光潜当时的认识看，起码在最根本的唯物史观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充斥误解并持否定态度的。 可是，随着1949年天安门广场礼炮的轰鸣，朱光潜感到“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他说：“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注：《自我检查》，《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7页。）”。 这段话写于1949年11月，此时可说是朱光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始。 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钻研马克思主义后，朱光潜很快就由否定马克思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了七八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信之弥坚，推崇备至。他在1980年出版的《谈美书简》里写道： 研究美学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那就会走入死胡同。……就我个人来说，尽管我很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多年来一直还在摸索，但已感觉到这方面的学习已给我带来了新生，使我认识到对我的那些唯心主义祖师爷也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注：《谈美书简》第四封信，《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52页。） 1983年，他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的访问时还说：“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不否定人的主观意志，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注：《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的访问》，《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53页。）。”类似这样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话，在朱光潜晚期著作里俯拾即是。晚年的朱光潜，确如他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所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转引自胡乔木《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那么，朱光潜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唯心主义的信徒，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呢？ 二 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既有外界环境压力的客观因素，又有其解决自己学术矛盾的内在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当时政府对朱光潜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知识分子，除了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让他们从农村实际斗争生活中受到教育之外，还自1951年起不断掀起声势浩大并深入人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以通过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 对于朱光潜来说，更直接促使他在学术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则是始于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起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而讨论和批判的准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全国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形势下，朱光潜要想继续谈论学问（包括继续在大学讲坛授课），其前提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以适应在新社会里生存和延续学术生命的需要。就此而言，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外界环境压力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