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审美创造中的非理性因素

作 者:

作者简介:
陕西教育学院 学报编辑部,陕西 西安 710061 李兆平(1970—),男,陕西榆林人,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原文出处:
榆林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非理性”一词随着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的一个根本转向——非理性转向而日渐引起 人们的关注。与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相对立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中 ,还存在着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诸如 处于自觉意识 限以下的情感、直觉、无意识、意志、欲望、人格等心理功能,它们如 潜伏在水面以下的巨大冰山,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现代美学就 正在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人的非理性方面,以此构建新的 理论。本文欲从审美创造的内部规律,挖掘非理性因素对文艺创作的作用,以此反驳传 统的理性主义对文艺审美创造自由的钳制。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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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71(2005)01-0077-02

      审美创造活动是一项以现实为参照,以人类心灵的自由为旨归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它 通常以创造主体的深入体验和独特发现为基础,以认识现实和认识自身为永恒的使命, 丰富并拓展着有限的人生,使平凡乃至庸常的生命焕发出诗性的无限光彩。

      审美创造者在探索美发现美并创造美的征程中,与其说是揭示了真实地存在着的世界 ,不如说是向世人揭示了他思考认识世界的方式,他的审美心胸与独到创造。可以说, 创作主体每次对客观万物的审美观照,无不深深地打上创造者思想情感的独特烙印,无 不使“万物著我之色彩”,由此形成伽达默尔所谓的“合法的偏见”[1](P244)。这种 个性的色彩,反映着作家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审美特征,融汇着人类共通的理性因素和异 彩纷呈的非理性因素。

      作家审美创造中的理性因素,被传统的文艺理论奉为圭臬。其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的 文学原则。强调创作的有目的、有规律、有法则的理性特色,强调文学的发展与人类社 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密切关联,因而也就看重文学客观地反映现实 生活,改造生活的价值、意义等功利性特征。它甚至还要求作家是社会的“书记员”( 见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人类的智者,社会的预言家 ……总之,在理性主义的沉重负荷下,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们越来越难以达到理想的创作 高峰,在本该驰骋个人的创造天才的艺术的广阔领域,反而一再呈现出“欲立蜻蜓不自 由”的尴尬局面。

      现实主义衰落了吗?人们不禁要问。它衰落于无所不包的理性枷锁的钳制之下,却又以 别样的变形担负起现实的主宰者——人,认识人自身的永恒使命。社会、现实是个抽象 的观念,个体的人、个体的生命却是鲜活的、真实的。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个体的人 的本能、欲望、意志、人格、直觉、潜意识正以它们无可遏制的骚动,向以黑格尔“美 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庞大的美学体系,发动全面的进攻。如果说人们认识阈限中旧的 科学、逻辑、理性曾经压抑了鲜活的个体存在,那打破它、冲击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更 符合生命发展规律的“审美的混沌”[1](P246)的人本体系,正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 的缘由。

      这个反理性、非理性的思潮以打破旧有的功利价值和僵化呆板的思维障碍为初衷,试 图从更符合人性的心理真实和思维感觉的角度来揭示人生的奥秘。因此,其存在与兴盛 并非人类智力的倒退和历史的误会,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 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思维的飞跃,有付出也有代价。

      任何一个新的理论,无不萌生在一个旧的实践体系里。从18、19世纪的西方创作家的 言论里,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非理性因素在审美创造中的端倪。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曾经 不止一次的宣布,自己属于“不自觉创造”的一类。他说:“我没有看到我在创作什么 ”,“我在描绘的那一会儿,很少懂得我的形象、肖像、性格意味着什么”,“我只是 在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后,与它们相隔了一段距离和时间以后,才十分明了它们的含义, 它们的意义——思想”[2]。这就是说,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尽管总要自觉不自觉 地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向社会、时代的需求靠拢、转化、提升,但审美注意的优势兴奋中 心,却并不在“意味”,而在于主体创造思维与客体审美对象混合共融的一刹那的体验 。“我”感觉到什么,“我”描绘着什么,完全是一种超乎理智功利层面的无意识、潜 意识,一种暂时脱离逻辑思维状态的直觉,是作家敏锐于一般人的本能。只有这样的创 作态势,才创造出更符合鲜活人生和复杂的生活本身的优秀作品来。而多数的现实主义 作家,因惧怕世人对他们暂时的非理性状态的指责,是讳言他们创作的真实状态的。严 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要么只是作家创造过程的一个大的隐性指导的框架,要 么就会凸现出来僵化、窒息创造者的创作灵性,使其跟着理论的鼻子转圈,甚至不自觉 地沦为旧理性的奴隶。这样的创作还有什么审美性可言?!

      西方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巴尔扎克和法国现实主义》一书中曾这样认为: “一个能够控制其内在形象形成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个真正 的作家。……内在形象的形成,是一个与有意识的目的、目标和世界观无关的过程。” 这个与显在的功利理性无关的过程,就是遵循事物和人的无意识 限的本然规律,使“ 本我”的生命力自由发挥创造力的时刻,即创作主体潜在的、突破理性常规的知觉对客 观外物的非占有性领悟,一种心物的超功利、超距离的突接和转换。它不再为弗洛伊德 所谓的“自我”驱利避害的原则和“超我”强大的社会道德法则所干扰和控制[3],而 呈现出物自身的本然状态——作家由此而实现的由“我”问“物”的回归。这一点无论 古今、中西,都是审美创造主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对心物对接、主客合一的审美创造探索,我国的古代文论家们可谓颇富现代意识。北 宋大家苏轼根据自己的创造实践提出:“忘声而后能言,忘笔而后能书”;南宋文论家 严羽提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一味妙悟而已”;清代理论大师叶燮则主张“幽 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一步步打破已有创作规律和功利理性的束缚,彻 底解放创作主体的感官与欲能,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以臻审美创作的自由之境[4]; 而形形色色的现代派乃至后现代派文学创作理论在实践与操作上更是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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