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5)02-0116-06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也被认为是其惟一集中处理美学问题的著作。但尼采对古希腊的欣慕之情使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文化怀乡(Cultural Nostalgia)的主题。文化怀乡是现代以来的一个独特现象，德国人的文化乡愁自然要落实在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诞生》并不是一部仅仅讨论美学问题的著作，也不是对古希腊文化的一项历史研究，而是针对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症侯，对现代西方理性启蒙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批判。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于苏格拉底主义的批评，即对于理论乐观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托古论今”，其“醉翁之意”在于对现代性进行剖析。 尼采对观代性的批评 尼采曾以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来比照现代文化：“整个现代世界被困在亚历山德里亚文化的网中，把具有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苏格拉底。”[1](P76-77)何谓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我们可以在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之第四个考察《瓦格纳在拜洛伊特》中找到一个形象地说明。尼采在其中提到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戈尔迪打上的错综难解的“戈尔迪之结”[2](P209)，传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用利剑将此结斩开。尼采以“戈尔迪之结”指称希腊文化的完整性、聚合性，与之相反，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是一种以分裂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以亚历山德理亚文化比照现代文化，就是要突出现代性的主要问题：分裂性问题，现代性的其他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分裂性问题的衍生物。现代文化的分裂性是指文化的统摄性力量分崩离析，文化的各个方面各自独立，不再构成统一的整体。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尼采将现代文化之分裂性问题的真正病因归结为理性力量的过度扩张。尼采认为，现代以来，理性主义开始占据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文化的各个方面从宗教的统一控制中挣脱出来，彼此独立，不再是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在尼采看来，神话是一切宗教的必要前提，而现代文化的理论批判精神却将神话纳入历史的发展轨道，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神话，视之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神话由之便转化为系统化了的历史，现代人因而失去了神话的家园。但神话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规束力，能够将文化的各个方面聚合成一个整体，同时，正是由于这种规束力，神话使文化保持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因此，失去了神话首先意味着失去了文化的凝聚力，一切成为抽象的存在，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其次，失去了神话还意味着失去了文化自身的创造力，而只能向其它文化寻求滋养，但理论批判精神的侵蚀将一切本可利用的资源转化为“历史和批评”，将注定该民族的文化不能从其它文化获得实际的滋养，只能停留于对其他文化的饥饿的寻求之中。简言之，断裂和贫困是失去了神话家园的现代文化的必然处境。很明显，尼采在此思考的是西方文化的宗教衰微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困境。所谓理论乐观主义将宗教的神话前提纳入史实，使宗教失去它的神话根基，即是指启蒙主义的现代文化对宗教釜底抽薪，以理性的扩张置换信仰，造成宗教在西方现代的衰落，而宗教在西方传统中曾经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也就随之不再有效了。 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不仅造成文化的分裂，还从根本上弱化生命。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批评苏格拉底主义，在他看来，苏格拉底主义持有一种理性的妄念，即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的认识得以掌握，人生的幸福也是通过理性可以操作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消除人生的痛苦、灾祸。这实际上是以理性替代了对于自然真理、人之可怕命数的领悟，使人遗忘了生存的真正本质，也就是说，理性乐观主义使人失去了对命运的切身感受，逃进由理性架构的避难所中，不去观照生存之恐怖可怕的深渊。生命的悲剧意识使古希腊人出于生命的强力肯定和承担生命的流逝和毁灭，并以此颂扬生命的强大，与之相反，现代人失去了生命的悲剧体验，现代社会是以理性计算的方式规避可能的风险。理论乐观主义最终走向“奴隶的乐天”，导致对痛苦的惧怕和想方设法的躲避，对舒适享受的满足，生存失去了英雄维度，生命走向衰竭、腐败、退化。另一方面，理论乐观主义不仅因其排斥对生存本质、人之命数的切身感受，还因其同时是一种道德主义而弱化生命。在理性的妄念中，德行也是可以通过理性传授的，而道德在尼采看来是对生命的否定、敌视和打击。 理论乐观主义破坏了神话，现代人失去了生存的宗教根基，随之而来的便是世俗化倾向，是生存的庸俗化和瞬间化。现代人缺乏对永恒的信仰，只追求尘世幸福，追求眼前的舒适享乐，满足于瞬间的生活体验。尼采一再批评那种“奴隶的乐天”：奴隶不相信理想的过去和未来，不懂得给予过去和未来比现在更高的尊重。在此尼采批评的是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所导致的问题。现代性注重现在的权利，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中，追求现在不同于过去的独特性，拒绝过去对现在造成的负担。这种时间意识的一个极端形式是：以现在的权利拒绝过去和未来，将现在从时间之流中独立出来，视之为与过去和未来断裂的一个个单独的瞬间。注重瞬间体验的生存方式是这种时间意识的体现。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没有过去便意味着没有了生命的历史，没有未来便意味着没有了生命的理想，瞬间化的生存使个体生命失去了统一性，是个体生命的分裂。这意味着在宗教衰微的现代境遇中，失去了永恒信仰的心灵不再能从宗教中获得安宁。 悲剧的再生 面对文化的戈尔迪之结被斩断的现代，尼采认为现在紧迫需要的是一种反亚历山德理亚文化的力量，将被斩开的结重新打上。寻找文化的整合力，这是所有深切领受到现代性分裂问题的思想家的共同倾向。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性问题就是在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整合力量衰微之后寻求宗教之替代物的问题[3](P98-99)。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企图通过他的思辨哲学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虽然早期的黑格尔也曾有过艺术救赎论的倾向；尼采则是明确地开出了艺术救赎论的方案。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成为这种替代物，世界是绝对精神自我认知、自发运动的统一世界。而尼采，这位理性之虚妄的激烈批判者，则将理性弃置一旁，以未来为旨归，回溯进古代世界，意欲返回“原始的混沌”，寄望于悲剧在现时代的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