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社会的“美学拐杖” 我们时代的审美表情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至少在表面上，“美”这个概念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尊崇，而“美学”也似乎进入了全面开疆拓土的时期。放眼望去，“美”几乎无所不在，“美容”、“美体”、“美发”、“美肤”等名词深入人心，“科技美学化”、“生活美学”、“居室美学”、“身体美学”、“新闻美学”、“消费美学”、“使用美学”、“中上阶层的审美哲学”等新潮名词大量繁殖，也越来越具有一种炫惑的时尚感。医生、广告人、商家、房地产开发商等几乎都成半个美学家。“美”不再仅仅是令人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艺术的专有领域，“美学”也不复是拥有良好艺术感觉和理论思考能力的学者的专利了。正如德国当代著名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其《重构美学》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装饰与时尚随处可见。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希·詹姆斯也深刻地意识到“美学流行主义的兴起”，“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或商业文化间的旧的界线被取消了，出现了充斥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的新型本文。”（注：弗里德里希·詹姆斯：《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美”越来越平行、融合于生活的各个层面，“美学”则成为现实生活的一种阐释和装点，或者用韦尔施的话说：“美学走向了前台。”（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然而，此种美学与生活的合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边界模糊）未必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它与其说是美学的扩张，还不如说是某种与美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现实意志的胜利，就像“人造美女”的火热恰恰表明了越来越多人对现实不合理性别秩序的认同一样。韦尔施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也就是说，“美学”已经论为一个粉饰现实造就时尚的道具、一个被用以提高物质品质和身价的幌子、一种为某些值得向往的消费行为或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话语、一种帮助某一类人确立心理优势从而调适其心态增加其快感指数的“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存在两种美学。除了充斥于生活中的热气腾腾的时尚化“美学”（出于慎重，我不打算称之为“伪美学”）外，还有一种相形之下显得寂寞而内敛的学院化“美学”。一般意义上的文艺美学正是属于后者。总体而言，它恪守着基本的学术规范、执着于既定的学科性质，关注文艺本身的审美特性，“从美学角度探讨表现和再现、写意和写真、形似和神似、情与理、虚与实、动与静、疏与密、奇与正、隐与秀、真与幻等等一系列关系，探讨如何通过上述关系的确切处理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审美魅力”，（注：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载《文艺评论》2003年第4期。）并且努力寻找着自身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可是，“人们太容易就美学定义来玩概念游戏，将它仅仅当作一种艺术观。”（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也许是日常生活在盗用“艺术”、“美学”的名义吧，但如果文艺美学在面对此种泛美学主义的现实世界，只是采取无所作为的规避策略，龟缩于一般性的学科惯例、沉醉于不断加剧的思想惰性的话，其边缘化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剧，也就真的只能流于孤芳自赏了。深刻认识到日常生活审美化冲击的韦尔施也相信：“作为审美的反思权威，美学必须在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生态、伦理和科学等领域里，来寻找今日的审美方式。”（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美学作为一门自足性学科的焦虑无疑加剧了，许多当代的美学研究者也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反思之旅。杜书瀛在《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一文中针对舒斯特曼、韦尔施等人提出的“身体美学”、“超越美学的美学”回应道：“文艺学、美学、文艺美学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注：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载《文艺评论》2003年第4期。）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美学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曾联合发起召开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国际研讨会”。（注：杨光：《文艺学、美学新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7日。）薛富兴在《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中提出：“美学应以当代大众现实审美活动为起点、为归宿。审美当是人生之艺、人生之情、人生之趣、人生之福。当代美学应当走出理论美学、艺术中心论与精英立场，关心当代大众心理健康，参与造就当代大众精神幸福的文化工程。”（注：薛富兴：《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还有论者发表《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主张“以对生活的审美观取代道德观，让审美成为生活的基础和目的。”（注：赵彦芳：《美学的扩张：伦理生活的审美化》，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曾繁仁先生提出了“生态美学”，并将之提到“存在观的高度”，视之为“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人生”。（注：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有人在评述其“存在论美学”时指出“美学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空幻的思维领域，而要拓展到现实人生，关注审美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系”。（注：赵奎英：《美学关注人的现实生存》，载《文艺报》2003年9月16日。）在近两年的美学文艺学专业期刊上，诸如此类的观点屡见不鲜。不妨这么说，文艺美学在现在以至将来一段时间的一大聚焦点必定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美学的逻辑主语可能而且应该是“艺术化生活”或“生活化艺术”，美学的历史主体必须是“人”，它直接指向人的生存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