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80年代一些大陆和台湾学者提出“文艺美学”的学科设想以来，关于其内涵、学科属性和定位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更成为热点。如果不把全盘否定的意见计算在内，据曾繁仁的归纳，不同观点大约有七种之多。（注：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文艺美学研究》第一辑，70页，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随着讨论的深入，估计还会出现更多的观点。 这一讨论能够发生的共同前提，是认为在它之前或之外，有一个已然的、用不着讨论的、从属于哲学的美学学科。然而要追问的首先应当是：美学如何定位？是否有一个哲学之下或之外的美学？脱离“感性学”的现代哲学能否相对完整？是否存在过脱离文艺及文艺研究的美学？哲学美学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美学的故乡——德国——的学者以及为中国美学打下基础的前辈们曾经有过相对一致的思考和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德国学者的看法 美学是从德国引进的.追溯德国的美学发展史，我们一开始也会遭遇定位的问题，不过，它首先不是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而是美学的定位问题。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感性以及对感性的研究是一直受到排斥的。因此，在鲍姆加登最先提出“感性学”的设想、指出美学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的时候，他马上就预料到它会遭受歧视，会使人认为：“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感觉和情感都不配引起哲学家的关注，都在哲学家视野之下。回答是：哲学家是人当中的一种人，假如他认为，人类认识中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与他的尊严不相配，那就失之欠妥了。”（注：鲍姆加登：《美学》，15页，简明、王晓旭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他要做的首先是为美学在哲学中找一个不失尊严的位置。 关于美学位置的发展变迁，德国的美学史家们的看法值得信赖。按照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在《美学讲演引言》（注：施莱尔马赫：《美学讲演引言》，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国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中的说法：“美学所经历的第一次具有意义的进步有赖于康德。康德以特定的方式将美学接受到哲学学科的圈子里来了。”给鲍姆加登的定位设想以最有力支持的正是康德。在康德看来，鲍姆加登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分析家，他的观点有着破天荒的意义。康德吸收了鲍姆加登的思想，他的《判断力批判》证明了审美判断力的重要性和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康德从哲学角度讨论思辨判断力的问题包含了给美学定位的意义，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学从属于已然完整存在的哲学，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已然的哲学如果不是错误的哲学，也至少是一种残缺的哲学、有漏洞的哲学。现代哲学不应当脱离对感性的思考。在康德以后的哲学中，美学如果不是哲学王冠上的明珠，它也不是从属于、低于哲学的，而是互相平等的.有机结合的。从此开始，排斥对感性的思考的古老哲学已经属于历史。 康德是把判断力放在一个很高的地匣上的，视之与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平等。也就是说，他对判断力的思考有机地包含在他的哲学之中，哲学是不可分的，不存在在它之上或之外的哲学。在他之后，谢林正是用这样一个思路去建构他的艺术哲学的。后者认为，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他在《艺术哲学·导言》（注：谢林：《艺术哲学·导言》，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中指出：“哲学在本质上简直就可以说是‘一’；它是无法再分的。”他反对“有多少对象就有多少哲学”的看法，认为：“在这些喧嚣的杂七杂八的哲学中哲学本身已经丧失了。”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哲学，也不可能有特殊的、分门别类的哲学科学。”但他认为存在艺术哲学，因为它是哲学与对等的文艺的对话。 就康德而言，美学主要产生于逻辑思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哲学美学。但在西方，美学思想的萌芽却源自古希腊时代、源自古希腊的文艺思想，它是对文艺实践的反思。施莱尔马赫在《美学讲演引言》中考察了美学如何被“接受到哲学学科的圈子里”的过程。他的总观点是：“实践总是先于理论”，没有独立的、相当规模的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美学。也就是说，美学的对象和产生的基础是文艺。他认为，柏拉图虽然谈到过“美本身”，但那不是感性学，“柏拉图在自己个别作品中所作的关于艺术的漫不经心的谈论”也不能算作美学理论，“第一批萌芽是亚里士多德浇灌出的”，“我们已习惯于把亚里士多德想象为哲学家；在差不多从所有各个方面都深入到细节中去了以后，发现他的考察方法并不是人们今天通常认为的那种哲学思辨……他处处都从现有的艺术作品出发，然后去考察这些作品的本质在于何处，该对它们作出何种评价”。在他看来，美学的更为久远的根源是一种对“诗”的沉思。可惜的是，这些源于“诗”的“思”在传统哲学中一直受到压抑。 美学的平等地位和牢固基础是康德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奠定的，德国美学的实质性发展是由文艺家们推动的。卡西尔甚至认为，美学出现在启蒙运动时代也与文艺批评及哲学密切相关：“启蒙运动断定这两门学问的本性是统一的，并寻求这种统一。系统美学便是从这种认为哲学与文学批评是相互依存的看法中脱颖而出的。”（注：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269页，青岛，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他还曾特意撰文描述过由诗（卢梭）向哲学（康德）和由哲学（康德）向诗（歌德）的精神转换现象（注：见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认为康德创造的“更为深广的‘理性’观念”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卢梭的“激情”的思考，歌德的文艺思想也正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相契合，并对后者有所发展。而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考察，康德之后，“整个的这回事由于艺术家本身的插手而获得另一转折”，即美学向文艺研究方面发展。他所指的“艺术家”首先是席勒，然后是谢林：“一个新的、自然也只是预兆性的转折，美学是通过谢林而获得的。……无论哪儿，理论总是指向诗的。”施莱尔马赫的这些看法与另一位学者狄尔泰在《德国文学中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注：狄尔泰：《德国文学中一个新世界观的诞生》，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一文中的说法相类，后者认为是否承认感性的价值实质上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而德国新的世界观的诞生是由哲学家和诗人共同促成的，哲学家给它以“基础”，诗人给它以“关键性内容”，后者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包括哲学家在内的科学家们应该把他们世界观的批判性基础归于康德的不朽著作，那些在实际上决定他们观点的关键性内容却应归于我们的诗人们。哲学家们以种种概念体系探索这些伟大而又幸运的人们已经领悟了的东西。”如果说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那么，看重感性价值和美学地位的德国的新的，健康的世界观是在莱辛、歌德等作家身上发展成熟的。狄尔泰接着写道：“探讨哲学精神转折点是康德提出的；那种完全不同于哲理争辩的护身甲却置于了歌德身上……歌德求教于康德的那篇著名的书简中提到了理智世界的一些局限。知识就是通过理性手段对给定直观作出的假设。只有通过感觉使我们获知一些事物，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我们才有能力组成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新的承认感性价值的现代哲学是由哲学家和诗人共同构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