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

——以宋代为案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功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吴功正(1943- ),男,江苏如皋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和美学史研究。

原文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选择宋代作为建构中国美学史学科体系的典范案例,是一种研究方式和叙事行为,属于撰述实证化和经验化范畴。它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位的美学史基点,实现人学与美学、心态史与美学史的统一型机制。在具体的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相并重的基本学术框架建构中所探求的是其运用方式:从艺术事实、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学切入,实现整合。切实地进行美学史地位的实际定位,在微观解读中把握宏观史像。其书写程序中所要进行的是历史与美学的整合、个体与时代的互构,尤其是突出思潮特征和演变轨迹,从个体进入思潮扫描,再以思潮为屏幕考量个体的审美意义和价值。美学史还应当与教科书的美学理论知识相沟通,用美学知识的系统解读美学史上所出现的经验现象及其载体,而不是脱节疏离;重视撰述主体对于对象的直接考察和由此所获得的感受体验,保证美学史著的当下语境性质和撰述主体的个体经验性格。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3-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5)01-0013-06

      《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于2004年第3期刊发拙文《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姑且称“初谈”),据笔者的涉猎范围,该文已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北京大学学报》等刊转载。所以,本文便是“再论”。)一文主要说的是美学史观、框架理念、方法论,属于宏观性学科体系的范围,然而,这种建构又需进入具体的可体认、可操作层面,这是由前阶段所导入和推进的必然趋势和程序,使之变得可行和具备现实性。史非空言、空谈,应以扎扎实实的实际性的撰述为经验基础。又之所以以宋代为案例,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理论内容和审美形态具有典范性。中国文化经验、审美经验沉淀于宋,出现集大成,是一个寓普遍性意义于其中的美学史时代案例。

      一、以人为本位的美学史基点

      我们所确立的理论命题是人学—美学,历史命题是心态史—美学史。人是美和审美的主体,是美的创造者,从这一基本的论述支点出发,理所当然地应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美学史基点。以人为本不是履历表似地填写生卒年月、个人简介等等事项,形成人生经历与其美学思想的脱节,因此应打破传统的书写方式。应当把对象的人生经历溶解到所创造的审美现象中,解读对象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影响自身的审美心态和历程的,这样,人生经历的变化遂与审美风貌的变化糅合于一体。黄庭坚就曾在《与王复观书》中卓越地看到人生经历对审美的影响,他说:“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在宋代则有苏轼为显例:黄州之贬,岭南之谪,时间之长竟达十馀年,处境之厄形同发配充军。政治砺石磨平了他思想的锋芒、棱角,剥落盛气,归于佛气,成为社会环境、经历影响社会心态、审美心态的典型人物。

      以人为本就是扣合主体人的心态进行分析,呈现出缤纷多姿的心态色彩。具体而言:发掘独特的心理表现,探入其奥区。李清照在词中以几乎咀咒的口吻说:“种种恼人天气”,实际上包含着女性的春情,体现了她对情感的饥渴、对性的饥渴,这是人性的颤动,心灵的苦闷。李清照在词里实际上以委婉曲折的形式表达了内心隐晦的世界和情感渴望,这才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真正的李清照。《蝶恋花》说:“酒意诗情谁与共”,是一种向往,在酒意中涌发出诗情,也激发出内在的需求。进行这种心理探索,是探求心灵的奥域,是为了在研究中维护一个真实生命的心灵。

      把握对象心理特点。秦观的身世慨叹和艳遇之情的结合,典型的南方多情才子的气质,分外缠绵悱恻,而陆游之于唐婉儿,犹然就是一个焦仲卿之于刘兰芝,陆游的豪放之内隐藏着软弱,他如王安石的倔拗、苏东坡的旷逸、黄庭坚的峭拔、辛弃疾奔放中的苦闷,范成大雍容中的舒展……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心态世界。在这个心态世界里,一方面爱国精神、民族情绪高昂,忧患意识深重,另一方面则是禅悦情趣、名士精神盎然;一方面道貌岸然、讲经说法,另一方面则是红巾翠袖、诗酒风流;一方面向往平淡境界,另一方面则充塞富贵气象。这个心态世界充满了矛盾、冲撞和失衡,揭示和描述它们的内涵和色彩将是美学史上很有趣味的事情。而心态是审美的依据,当它们外化为审美形态,就是五光十色的。

      重视心态的时代因素。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规范了心态的时代特点。把握具体时代的人的活动、心理、兴趣以致嗜好的背景,才能解读具体个体的心态内容及其特点。宋代鼓励畜养“歌儿舞女”,遂孕育出享乐心态;宋人尚冶游,遂致心态放逸;只有到休闲化的时段才会有休闲的心态,也才会有休闲心态的审美载体——范成大的田园诗;宋人重名节,于是特别重视人格—审美范本,黄庭坚是其代表。他在《再用前韵赠高子勉》中对审美个体的人格规范提出这样的要求:“行要争光日月”,才能在审美中“弦歌”传诵。他在《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中把苏轼、苏辙称之为“成都两石笋”;《跋王荆公禅简》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宋人是崇拜偶像的,王安石是推许杜甫第一人,黄庭坚崇陶尚杜,苏轼崇尚陶潜。宋人又富于怀疑精神,体现了宋人思维的证伪性、存疑性和独异性。这种怀疑精神诚然有具体的形下的对既成结论的否定案例,诸如王安石对《史记·孟尝君传》、苏洵《六国论》对已成定论的否定,然而更有价值和深度的是宇宙本体论的形上质疑。辛弃疾《木兰花慢……因用〈天问〉体赋》,用“九问”,一问到底,蝉联而下,充满着对天地宇宙的兴趣、疑问,包含着极强的探究欲。这是哲学范畴,哲学的思虑是怀疑性思虑;又是美学范畴,体现了对天地宇宙的终极关怀和美的想象。

      探求心态的思想根因。黄庭坚诗中常有翻案之语,与众不同,追究其根源,乃是来自禅宗的思维方式。禅宗的机巧和智慧在于逆向思维,例如禅秀以树、镜喻心境,六祖慧能则完全否定,说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以惹尘埃?”作本体性否认。黄庭坚借得此法,在《池口风雨留三日》中以“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颠复了“临渊羡鱼”的成语,在审美上给人以惊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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