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内外审美的第一次历史性兼容与中国艺术的合法性生成

      与老子对艺术的简单否定不同，庄子采取了既否定又赞美的立场，正是这种矛盾的立 场，为老庄人生境界向艺术境界的生成拓开了精神空间。

      一、从否定艺术到赞赏艺术创造：庄子如何面对历史的悖论

      先秦道家和儒家都有一种对于大道隐匿的忧患。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 有大伪。”(《老子》十八章)每况愈下，孔子讲“天下之无道久矣。”(注：《论语· 八佾》)“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论语·微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注：《论语·里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注：《论语·公冶长》。)庄子说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也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又何由 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中，其德隐矣。”(注：《庄 子·缮性》。)意思是说，即使是圣人出了山，也无用处，圣人在得道归隐之后，已成 多余之人。那么在此大道归隐之后，道又怎样才能保持运行呢?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 ”(注：《论语·颜渊》。)的政治—伦理主张，老子提出了“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 ”(《老子》二十八章)的修养路径。庄子跟随老子，提出了追随“无为而尊”的天道的 观点。但任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为的努力，因此，先秦道家和儒家的师祖们都无可 奈何地背离了无为之道，堕入了“有为而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在这种堕落和 “浮游”之间，仍存在着一个诗意般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艺术创造的境界。庄子对这 个境界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道也，进乎技矣”的思想。《庄子·养生主》写 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骑，砉然响然，奏刀騞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 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 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

      

      “道也，进乎技矣”句，郭象注曰：“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成玄英疏 曰：“又解：进，过也。所好者养生之道，过于解牛之技耳。”叶朗说：“‘道’是对 ‘技’的超越。……但是‘道’并不外于‘技’。‘道’是‘技’的升华。‘技’达到 高度的自由，就超越实用功利的境界，进入审美的境界。”(注：叶朗《中国美学史大 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在庄子看来，道应该体现在修道者的修道过程中，但他对技艺的赞美又在不自觉中将 老子和庄子自己都不以为然的艺术提升到了道之所由来的境界中。从而将“无为”消解 在了有为之中，将道降低到了技艺的层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面对这一悖 论，庄子唯一的解脱之路就是让原本是作为智巧的结果而有害于道的技和艺成为体现道 的工具和过程，从而把技艺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道德境界”的层次。事实上，庄子是将 自老子以来都主张的内审美(注：内审美指不借助耳目视听等感官功能，又没有外在客 观对象的主观内在的精神型或境界型审美。请参见拙著《修养 境界 审美》第二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又见《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消融在了感官型 外在审美中了。将“瞻彼阕者，虚室生白”(《人间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 止而神欲行”的内审美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和“提刀而立，为 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的外在喜悦相容并兼，是庄子第一次在中国美学 史上将内外审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似乎是找到了走出历史悖论的出路。但其中的代价 也许只有庄子自己知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庄子所说的“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 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注：《庄子·天道》。)礼乐并立，则失礼而 后艺；道德之衰，后有义事，然后为技，最后为艺，每况愈下，正反两向，借以艺为穷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庖丁辩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不以技为然，但其 所得之道绝非什么大道或“天道”，不过如文惠君所言“得养生焉”而已，与技艺之道 处于同一层次，达不到形而上的高度。正因为所得不过养生之道，而非大道或天道，所 以暂时摆脱大道的玄妙而趋向于人间情感的可近可亲，就偷生了文惠君“嘻，善哉!” 的赞赏和庖丁“踌躇满志”的得意忘形，但与老子的致虚守静、涤除玄览和庄子本人的 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内审美相去甚远。最近，有一位研究老子的学者大骂庄子是老子 的无耻的叛徒和与“叔本华一样的十足的坏蛋”(注：杨润根《发现老子》，华夏出版 社2003年版，第11页。)，初觉可笑，后觉可谅，因为庄子的确不是谨守老子之道的。 再细想之，则觉得庄子也无什么值得骂的，因为他不仅“叛”老子，而且连自己都“叛 ”，如他贬斥“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又说：“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 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注：《庄子·天道》。)因而要毁灭艺术等，难道就不是对他自己赞美艺 术的反叛吗?如果不拘泥于形式逻辑上的不一致，而是从思想的深刻变化上，从社会历 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就只能说庄子如哲学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所面对的是一 个历史的悖论。这就是，既要技艺，就不能守道；既要守道，就不能要技艺。在这一巨 大的历史悖论中，庄子最终选择了从技艺向道升华的道路。但这样一来，庄子又会陷入 为了无为而必须先有为；为了自然而必须先反自然，进入不自然；为了道而必须先降落 于技艺的无可奈何之中，从内在实践走向外在实践。这种“道”的降落或堕落如有什么 结果的话，我想，这大概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艺术精神”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