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4-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5)01-0076-09 在中国美学史上，论及江南六朝美学对唐代尤其是初唐美学之影响者，可谓多矣。然而，对于真正作为初唐美学思想渊源、影响初唐美学观念发展变化的北朝西部审美观念及其与初唐审美兴趣重心复归的内在联系，却鲜有文章论及。本文试对这一论题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 与浑朴雄劲、带有戈壁风沙气息的北朝乐府民歌在文学上的开拓相对应的，是北朝石窟雕塑在艺术上的创造。它既是北朝西部审美观的起源和出发点，又是体现北朝时代西部理想人物雄豪勇健的气骨风格的美学风标。 先以最为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那些大型石窟雕刻作品为例：“云冈石窟制作规模的巨大，首先见于在石壁上雕出那些高达14～18米的硕大的佛像。……这些佛像体积庞大，而且能够给人以生命力异常充沛的感觉，所以是雄伟而健康的形象。宾阳洞洞口作尖拱形。洞口两侧石壁上雕出怒目蹙眉象征其孔武有力的力士，右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极有神气。”（注：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46、150页。）又如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雕塑：“北魏塑像的特征是佛菩萨的体格都较高大。面相则额部宽广，鼻梁高隆通于额际，眉眼细长，颐部突出，唇很厚，发髻作波状或螺旋形。……北魏的造像躯体挺直，衣褶劲利如锥刀，面相清癯瘦削，给人的印象是睿智、威严、坚定。它们虽然嘴角带着微笑，仍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森严的力量。”（注：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57页。）在佛道与帝力相成相长、互为巩固的北朝，这些充满威严、豪迈之气的石窟大型雕刻作品，乃是时代审美意识的必然反映。从这些虽出于民间无名工匠之手，却体现了统治阶级美学观念的雕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美学风姿。所谓“陛下即是当今如来”（注：《魏书·释老志》：“治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一语破的，道出了个中奥秘：北魏雕塑之美学模式，与其说是严格遵守印度原来的造像仪型，毋宁说是更多地带有西部游牧部落勇武剽悍的民族风习。如云冈第20窟大佛，即昙曜最早营造的大佛像之一：“整个形象洋溢着游牧民族特有的健康、豪爽、剽悍和坚毅等气息。那方圆结实的脸庞、饱满高挺的胸脯、丰厚壮实的双臂与肩膀所蕴蓄的男性的力量与魅力，是印度各种流派的佛像不能望其项背的。”（注：洪惠镇：《北魏云冈石刻大佛》，收入《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23页。）所有这些，无一不既展示着北朝西部审美观念与江南六朝审美观念的不同，同时也表现出北朝西部审美观念自身具备的独特美学魅力。 艺术作品无疑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人李延寿撰《北史》上记载的那些戎马一生的帝、王，就是北魏审美标准最早的原型与模特儿：“神元（帝）有雄杰之度。……桓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穆）帝天资英峙，勇略过人。”“（平文）帝资质雄壮，甚有威略。”西方美学家格罗塞在其名著《艺术的起源》中指出：“原始部落通常十分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己种族的身体的一切特点。”（注：转引自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3页。）与北朝乐府民歌将勇武的健儿确立为美学风范，讴歌赞美所向披靡的剽悍勇将，将其引以为时代的骄傲和自豪的情形不谋而合，北朝石窟雕塑最早的审美客体，实即审美主体自身。随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重合，萌生了北朝美学模式的雏形。“雄杰”“魁岸”“英峙”“雄壮”等阳刚之美，不仅在审美主体即北朝统治者自我的审美观照上造成了气可凌云的壮阔景象；更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的审美主体面前，它作为一种供人瞻仰膜拜的象征性的偶像，如同一座雄伟的大山，起到了震慑敌视者和安抚拥戴者的双重作用。“既威严又亲切”，让芸芸众生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给广大依附者心理上带来一种安全感，产生很想在上面靠一靠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冈、龙门、敦煌等大型石窟雕塑中的北魏大佛，实即当时时代与社会美学意念中理想统治者的化身：“昭成皇帝……生而奇伟，……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临崩，顾命迎帝，曰：‘立此人则社稷乃安。’”（注：帝时年十九）《北史》上关于统治者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明。 壮美的艺术形式，意味着勇武的美学内涵。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北史》上更多的，是这类记载：“秦王（元）翰，少有高气，年十五，便请征伐，昭成（皇帝）壮之，使领骑二千。长统兵，号令严信，多所克捷。”“（常山王子之）长子可悉陵，年十七，从太武（帝）猎，逐一猛兽，陵遂空手搏之以献。帝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功立事……’即拜内行阿干。又从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帝壮之，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空手搏兽，以刀戾敌，这一朴野粗鲁乃至带有血腥气味的行为方式，在最高统治者推波助澜的鼓励与提倡下，风靡北朝，成为时代与社会的美学风尚。尽管它是那样的稚拙、原始、不登大雅之堂，以致后代史学家多持否定态度，但它却蕴蓄着北方新兴民族的充沛的生命力，溢射出具有人类原始蒙昧阶段野性的粗犷的美。这也正是唐代美学模式的重要特征。联想到唐代野史笔记对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记载：“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长带箭一扶，射洞门阖。”（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我们能说这不是一脉相传的美学风尚，而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