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逻辑的演进与实践美学的崛起

作 者:
章辉 

作者简介:
章辉(1914-),男,湖北省武汉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后,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西方文论和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四川外语学院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原文出处: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从美学本体来看,当代美学的逻辑演进是沿着自然本体论(客观物质说)→意识本体论(主观意识说)→历史(实践)本体论(客观社会说)这一历史顺序发展的。实践美学的崛起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对前此美学学派的扬弃。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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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5)01--0061--06

      一

      在对实践美学作追根溯源的学术史探讨时,不能不回到那次影响深远的美学大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成为实践美学崛起的缘起,而实践美学的崛起除了借助时代的意识形态氛围外,更主要的是凭自身的发展逻辑奠定了其主流地位。

      美学大讨论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朱光潜分别于1932年和1936年出版了《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蔡仪于1947年出版《新美学》,试图建立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其中对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体系作了批评。1953年《文艺报》发表了吕荧的《美学问题》一文,批评蔡仪的《新美学》,指出其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然联系,接着蔡仪提出了反批评,认为吕荧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随后,《文艺报》、《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有组织地刊发批判朱光潜解放前美学思想的文章,黄药眠、贺麟、曹景元、王子野等人从哲学根源、政治影响等方面对朱光潜作了学术和政治的批判。面对大规模有组织的批判,朱光潜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刊发于《文艺报》,对自己解放前的美学思想作了系统的自我否定。李泽厚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上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在批判朱光潜的同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建立新的美学体系。这时在阵营分明的批判中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黄药眠判定朱光潜为“食利者的代表”,其美学是“食利者的美学”。蔡仪接着在1956年12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指责黄本人的观点与朱一样,是唯心主义的。蔡仪的这一掉转方向,使对朱光潜的一致的批判转入美学论争。为回应蔡仪的批评,朱光潜撰写了《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辨证的》刊于1956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批评了蔡仪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学习马列之后的新的主客观统一论的美学。195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一文,批评了蔡和朱,进一步论证了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问题。《人民日报》在一个月时间内发表的三篇相互驳难的论文奠定了这次美学讨论的基调,此后的美学观点的论争和发展基本围绕着这三种观点展开。蔡仪对本阵营的反戈一击在客观上改变了对朱光潜单向的政治批判的调子,在一定程度上把美学批判转到学理和学术批评层面上来。随后,美学讨论在各种刊物上展开,《新建设》、《红旗》、《学术月刊》、《人民日报》等纷纷发表美学文章,蒋孔阳、周来祥,马奇,敏泽、高尔泰、宗白华等人纷纷发表自己对美学问题的看法。讨论围绕着美的主客观性和自然美问题以及艺术的一般原理等,各派意见纷然交锋,或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批驳对方,或维护与发展一种观点。实践美学即发源于美学批判到美学讨论的转变中。

      二

      从美学本身的逻辑来看,实践美学的提出正是建立在对前几种观点批评的基础之上。从几种观点出现的时序看,蔡仪的客观论在解放前的《新美学》中已提出,吕荧的主观论在1953年批评蔡的文章中提出,朱光潜在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了新的主客观统一论,李泽厚援引《巴黎手稿》对朱和蔡作了批评,提出了实践论美学的客观社会说。从逻辑上看,这几种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本体论(客观物质说)——意识本体论(主观意识说)——历史(实践)本体论(客观社会说),恰好与西方哲学从古典到近现代(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早期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一致。从逻辑行程看,前几种美学观历史地构成了实践美学的逻辑前提。

      蔡仪的美学思想集中在解放前出版的《新美学》一书里。在讨论中,蔡没有正面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主要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批评朱和李等人。对于美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蔡仪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于是美不能如过去许多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东西,便很显然可以明白了。”[1](p68)又说:“总之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在典型的事物之中更显著地表现着客观现实的本质、真理,因此我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2](p55~56)蔡仪强调美与真的一致,这个真不是艺术之真,而是现实之真,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必然规律和本质。显然,这种符合论的真理观抹杀了艺术本身的特质和情感的逻辑,美不过是这种抽象真理的形象显现。在蔡仪那里,美只是人的认识的对象,是与人的实践生活,与人的主体无关的东西。美是预成的,先天的,等着人们去认识,所以蔡仪的学说只关认识论,不关实践论,其本体论是自然物质本体论,这就使他无法解释美产生的哲学根源,只能说美是亘古就有的万古如斯的实体。

      美的形象是个别中显现着一般,即典型性,典型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其中一般是主导,对其认识依靠的是人的理性,因此感性和理性统一中理性为主导,这就导致了蔡仪否定审美之中的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斥责朱光潜等注重情感性的人为非理性的主情主义。典型说的哲学根源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这种哲学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根本,认为哲学的要义是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现象与本质相对,本质是现象背后的看不见摸不着而又规范着现象的东西,只有靠逻辑理性才能把握它,本质是最高的真,这种哲学观导致了蔡仪的审美认识论的理性主义。由于脱离社会生活来统一自然美和社会美,蔡的典型说显得勉为其难,不得不在典型的规定之后加上诸多补充说明。哲学的规定应该是抽象的,最有一般性和概括性的,这就足以说明蔡的美的规定没有达到一般抽象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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