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83-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1-0060-07 在“后实践美学超越实践美学”的众声喧哗之中有一种声音宣称自己“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进行了批评，进一步揭示了实践美学的前现代性，同时也深化了‘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跨世纪的论争，改变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双峰对峙和美学流派多元共生的格局，使中国美学开始向现代美学转型。”[1](p101)这种说法是完全不顾事实的，它不仅宣判了实践美学的“前现代性”，而且把中国20世纪的美学都一咕脑儿打入了“前现代性”的范畴，目的就是要宣布惟有“后实践美学”才给中国美学带来了“现代美学转型”。这是必须澄清的。 一、现代性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 实践美学，简而言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美学，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美学流派。就世界范围而言，它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其标志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巴黎手稿》虽然不是一部美学专著，但是，它在研究经济学和哲学问题的时候必然地论述到了美学问题，因此，这部手稿直接论述美学问题的部分并不很多，然而它却为美学研究奠定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奠基之作。这部手稿从人类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和生产活动出发探讨美学问题，对于美学问题作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具体的论述，得出了诸如“劳动生产了美”（一译为“劳动创造了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译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43-47)，“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p126)等等结论，实际上给世界美学带来了革命性变革，超越了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旧的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西方美学。因此，实践美学在世界范围而言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展开过程相同步，并且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孕育于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经过17世纪的酝酿直到18世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并随之形成了启蒙主义运动，从此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并且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逐步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相应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西方现代文化的变化发展也大体形成了三大阶段：18世纪-19世纪中期的启蒙主义，19世纪末期-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扩展、调整、衰退的历史过程，也是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展开为：确立现代性——反思现代性——重写现代性的合逻辑的历史过程。 启蒙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全面确立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型式。启蒙主义时代，以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主体，前伸至17世纪中期英国清教革命(1640)前后，像弗·培根(1560-1650)、笛卡尔(1596-1650)都可称为启蒙主义的先驱，后延至19世纪中期，像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也可称为启蒙主义的殿军。 启蒙主义文化为资产阶级构建了三大神话：以个体的人性和权利为核心的理性神话，以数学和物理学的经典形式为主要依据的科技神话，以人类为中心的进步神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4](p606)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指出：“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着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研究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5](p265)“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眼前的这种完成还很远。”[5](p263-264)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还指出：“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5](p232)像意大利启蒙主义者维科(1668-1744)在《新科学》中把人类历史的进步归纳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