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36(2005)01-0071-06 三星堆文化的美隐含在宗教与神话的古史系统之中，可以在巫术与神话中溯其渊源。如果把神话看作人类的启示录，三星堆文化正是这部启示录的图像化。它启示了历史的演进、氏族王朝的兴衰。“三星堆三代文化中含有良渚文化玉制礼器，亦显示凤龙虎东西两大区文化之整合。周穆王访西山女国，汉武带会王母且互有答歌。道教肇自昆仑山凤母（西王貘，郦山女王）兼及海上诸灵，三星堆宗教以考古实物证现。”[1] 三星堆以考古实物证现了古蜀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王族。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带已有相当程度的等级区分的宗教遗存。三星堆文物显现出的独特神异特征明显具有呈立体形、多方位展现的宗教意味，并且这种宗教意味与上古神话有着或隐或显的继承关系。最为独特的一点是，三星堆文化呈现出的宗教形式、崇拜对象、主要宗教观念的变迁，宗教情感或体验与三星堆的审美内涵联系紧密，其宗教意味很强的纹饰符号更是与美的起源同形同构，是神话宇宙观古老遗存符号的特征性显现。 一、美与信仰体验的力量共存 我们观察三星堆数目众多的青铜面具、青铜像以及青铜大立人像的五官布局，大多呈现出几何型，变形的双目、立耳、阔嘴。当这些面目相似的脸部集中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天问”般的茫然神色：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眼部的造型大多指向天空。为什么会这样呢？尽管三星堆文明的语汇还很原始、混沌，但我们知道，在三星堆古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原始宗教思想，而作为三星堆时期的美，也应遮蔽在这种思想之中。它与后世成熟宗教与成熟美学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它们呈现的概念、形态、范畴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从概念、范畴来看，它呈现出神性的直观性。以青铜大立人为例，从其设计理念来看，应是一尊通天神灵，通体夔龙的尊贵纹饰，双手环抱的圆状物体，可以设想为太阳器之类的通天神器。在这样的器物中传递出的信息是上天与子民、神圣与世俗、理性与感性、现在与来世二元对立的范畴。它不可能指代现实中的人，哪怕贵为王者。它身上神性物质太多了，甚至头上戴的顶冠，也是类似眼睛一类的神物。它之所以费解，是因为人们实在难以把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以及它自身的职责和他的活动对象三者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从美学的意义把握时，就很难从它和其他类似器物中找到柏拉图所定义的那种以人为主体的价值观意义上的美本体。因此，我们说，在三星堆文化中，美作为一种存在，它的最高目的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关系，或美的感觉，而是服务于一个神学体系，是“神学的奴婢”[2]。在原始宗教思想的规范下，一切关于美的造型，是被扭曲和隐藏在神的力量之下的，正如泰塔凯维奇所说：“它既不属于机械的艺术，也不属于自由的艺术，它根本就不是艺术，它毋宁说是祈祷或忏悔的一种形式。”[3] 再从形态和功能上看，二元对立的状态趋向二元合一，但仍可在融合之中看到人与神各自的雕刻形态。青铜面具、铜像几乎都属于人神不分、人兽不分的范式，其抽象性指向了人神同体，人兽同形的特殊符号。从其功用来看，三星堆单纯作为生活实用品的器具很少，青铜器几乎全为礼器。陶器中，大多形制较小。器形怪异。比如尖底罐需要器座来支撑，不能单独使用。又如尖底盏，外底呈尖锥状，圆唇、浅腹，这些陶器都不可能作为食器，但可解释为专供祭祀礼仪活动而配套制作的冥器。两个祭祀坑发现的文物几乎全是祭祀用品，这些“家国重器”与其他考古现场发现的那些数目众多的兵器、食器、酒器明显不同。 食器的缺乏反映了世俗审美意义的缺乏。既然缺乏足够文物来证明三星堆文物主体与甲骨文中作为美味之意的“美”字的对应关系，更无文字记载三星堆与“美”字的实用意义相关的含义，我们就从器物所体现的宗教含义入手，寻找三星堆文化的审美意识。困难在于语境的不同。以我们今天纯粹的、完善的审美观念，很难进入那样一个充满原始语汇的混沌的审美语境。因此，有必要在“物”与“象”之间加以区别。“物”是实在的世界，“象”是宗教与美交融的世界。正如德国美学家席勒所说：“事物的实在是事物的作品，事物的外观是人的作品”。当“物”作为审美对象时，它已成实在之物升华为不同语境的审美意象。 弗雷泽等人类学家，对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所作分析认为，洞穴岩画主要是基于非审美的巫术动机而作的，而不是为审美目的而作的。其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巫术去促使动物大量繁殖，通过巫术去确保狩猎成功”，从而构成“狞猎艺术”和“丰产艺术”。[4]三星堆文物仍然留有石器时代的原始特征，它是为宗教目的而作，并非为审美目的而作。但是，由于艺术本身便起源于为情感创造符号形式的活动，宗教亦需投入情感创造，赋予造型理念，只有靠情感内趋力的构造活动，才能发现宗教的力量。在这一点宗教与艺术同一。 通常在面对古代器物的美时，人们要对它所呈现的历史气息进行某种语义学的转化，如狞厉之美、神秘之美、厚重之美、美好、完整、造型美、视觉美等等。我们在分析三星堆的美时，也会受到词的限制，其认识的途径一是艺术哲学，即玄想；二是形式作用，即操作。而面对三星堆这类“开国何茫然”的器物，仅有这二者是不够的，还需要信仰的层面来认识其意蕴。这样，美便作为一种抽象形态的范式形成于玄想的极限，同时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体现出宗教功能。由此看来，三星堆的美是作为突破人的有限性，达到人神合一自由境界的审美超越，是人的想像力所能达到的完满形态，也是人的宗教信仰所能产生的虔敬情感的力量。信仰是一种拯救，尚美的意识源于拯救力，美的力量是神启之力与人的力量之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