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4)04-0019-05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日本的主要文化外源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而频繁，延续了两千年。这使得中日两国的文化发展沿着极其相似的道路前进。中日文化的相似性、共通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两国的古典园林也体现出相似性和继承性，日本古典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分支。但是，日本园林并非中国园林的原型复制或机械再现，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此，虽然中日古典园林在园林历史、造园环境、园林类型、造园思想、造园手法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但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点，体现出各自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意识。从总体上看，中国古典园林着眼于现世人生，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是“文心”之园；而日本古典园林则更注重出世来生，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是“禅心”之园。比较两国古典园林的审美意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日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特点。 一、书香与禅意 在讨论以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古典园林”主要着眼于中日两国的古典私家园林。一来因为中国历代皇家园林拥有极为优越的造园环境和条件，其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是日本皇家园林难以比拟的。二来因为在中国，宗教建筑开始往往是“舍宅为寺”而成，寺庙与宫室、府邸在形制和形式上没有根本的差异，寺庙园林与住宅园林也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而在日本，虽然也有“舍宅为寺”的传统，但佛教传入后势力迅速发展并极为壮大，寺庙建筑与园林得以自成一系发展，而佛教思想则深入渗透进日本民族的个性和生活之中，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寺庙园林的特征出现在日本民众的住宅、园林之中。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寺庙园林与私家园林都有融合的趋势，在此就不再将寺庙园林单列出来比较。 “书香”与“禅意”可以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审美意境的整体特征。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文人园林，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而日本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武士园林或僧人园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形成这种审美意境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中国，寺庙园林为私家园林所同化，文人园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而在日本则相反，私家园林为寺庙园林所同化，日本古典私家园林具有宗教园的气质。文人园与宗教园的区别，是造成中日古典园林审美意境之差异的直接原因，而其根源，与佛教在东亚的传播有极大的关系。 佛教是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而中国早在佛教传入千百年前的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足以主导社会的哲理思想体系——以《周易》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伦理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宇宙自然观，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丰富多彩的思想观念。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佛教的传入，只可能使社会意识发生某种程度变化，而不可能由它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宰”。[1](P3)而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日本在佛教传入时，才正处在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期，才从神话传说和万物有灵的原始的社会意识起步前行，佛教得以和儒学一起，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潮，而且特别在人生观上取得了基本的控制权，这就是中日两国在佛教受容上的根本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在佛教对中国和对日本的审美意识的影响关系上，也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由人生观所决定和左右的审美感情在内容和感情色彩上有很大的不同。”[1](P3-4) 而且，众所周知，佛教的一支大宗派——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禅宗创始于中国，是中国化的佛教教派，但是，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远不如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禅宗主张“本性是佛”，“佛在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般若品》），主张“无念为宗”，虽处身尘世，却心中不染纤尘，主张“顿悟成佛”，不需累世修行，只需灵机一动，有所领悟即能达到佛的境界。禅宗的教义迎合了当时日本社会文化修养水平较低的武士阶层的精神需求，得到了幕府的保护，迅速发展成为日本社会文化意识的主流，影响甚至主宰了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中国，由于主宰文化生活的文人士大夫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艺术观念，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道思想，佛教（包括禅宗）思想从来都不曾成为主流。 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影响程度不同，决定了两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差异，并在园林文化中体现出来，成为“书香”与“禅意”两种不同的意境营造。 中国古典园林与文人士大夫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人士大夫早就意识到自然山水所具有的魅力，因此着力于在园林中再现自然、师法自然，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趣。园林既是文人出仕之前的习业治学之所，又是文人退身之后的归隐静思之地；既是文人修心养性、安身立命的乐土，又是文人雅聚唱吟、谈古论今的园地。因此，它处处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 中国古典园林并非单纯的模仿和再现自然景物，而是一种表现艺术，它的山石水土、花草果木都经过精心处理，以满足文人寄情山水的审美趣向，使文人流连忘返于山水花木之间，借山水以解忧，籍花木以怡情，更重要的是在对自然的体悟中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生命主题，它一方面是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又是道家的虚静、恬淡、放浪形骸的养生哲学，这两种精神功能在造园和赏景的园林参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古代文人常常亲自参与园林的经营规划和推敲点评，原因就在于文人将自己的种种情感、志向、意趣投射在园林景物的塑造之中，在创作时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并在观赏时又重温这种满足带来的愉悦。[2]中国古典园林通过真山真水、花草树木的配置，特别是通过为数众多的诗、画、文、题、联、匾、额等点景之作，表达深刻的寓意，表达文人的志向、追求、理想和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