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4)04-0014-05 传统学术界对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文化各方面的关系的议题已有多方讨论，诸如基督教从何种意义上影响了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伦理、教育及艺术等文化形态，综合此类，可谓硕果累累。然于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美学之潜在关系的研究尚显薄弱，即使有所发现，也大多立足于“冲突”一维而视近代西方美学为基督教主义的拒斥性对抗，至于基督教精神施予近代美学的潜在文化影响，或者说二者之间的某种气质性结合，则鲜有洞见。这对于目前的批判性文化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与憾事。本文即着眼于理性精神之维度，尝试探讨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美学的深层促进与影响，由此以资讨论的深入。 一 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人那里，关于世界存在的自觉观念已经产生。根据希腊神话叙事，大地、冥府、海洋、天空、白昼、日月、星空和风都是由诸神结合而生。这些神明各管一方，互不干预，宇宙之中并没有一个最高力量来统一他们。显然，这种多神化的观念意味着宇宙多边关系的撕裂与分裂，希腊人眼中的“存在”并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实体。跟希腊人的宇宙存在观相比较，后来的基督教就转向了一神论信仰。 基督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它坚信全能而伟大的上帝单凭言语就创造了世界和人，上帝犹如全部的光、全部的理智、全部的美，它创造的整个“作品”都具备自己的“智慧”，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神明的无限彰显，是上帝大智的光辉印证。此正所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之意。上帝的无限智慧使得他所设计的宇宙呈现出固定的秩序和规律，使得万物的存在与生成表现得井井有条，和谐而统一。圣·奥古斯丁说：“凡我们所能想到的美景，莫不都是创造主上帝所造的。我们从最佳最肥沃之地到最荒野不毛之地，逐渐一一经过，除非我们是用比较的说法，无一可说是坏的”，[1]托马斯·阿奎纳指出，宇宙中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形式”孕育发展起来的；而且，宇宙中存在着严整的秩序，这种秩序构成有组织有规律的智慧工程，每个独特的事物都在其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无疑地，这些都出自于上帝的意志和智慧。[1]总之，在基督教看来，由于上帝的神奇创造，整个宇宙世界及其包容于其中的万事万物都符合目的性原理，都遵循着固定的原则，它们一并和谐共存，从而构成一项充满着秩序、规律与美的伟大工程。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存在论意识，与希腊人对宇宙秩序的模糊猜测相比，基督教所阐明的存在观念显然更加充实、系统，也更加理性化。就对于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意义而言，这种合理化观念主要带给了人们两点启示：第一点，上述合理化信仰对于近代西方人之理解美的世界提供了宗教上的承诺及其认知意义上的先验支点，这无疑大大促进了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自觉反思意识，第二点，基督教的理性意识本身就包含着对于存在现象的审美化理解，虽然它是一种将“真”和“美”加以混合起来的理解。根据前面的论述，基督教将上帝看成真、善、美的最高统一体，上帝作无限美的整一，他把自己的完美性质印到他所创造的事物上去，从而使得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同样具备理性的性质，而这就是感性事物的真和美。这种看法无疑开启了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对于美的形式化理解以及“和谐”论认同。 二 依据《圣经》的思想，虽然整个世界出乎上帝的创造，但除了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外，世界上的一切受造物都不具备神性，因此，作为上帝作品的世界固然可以受到珍视，但是绝对不会受到崇拜。比如，基督教的反对偶像崇拜运动即是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从而摧毁了异教的万物有灵论。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将宇宙自然加以人格化，他们心中的自然和具备人格精神的神是一体的，这就显示出他们把人与自然加以混合互证的蒙昧主义态度。然基督教却反对人对自然的神性依赖关系，它把整个世界看作“受造之物”，看作一种“产品”。如此一来，“存在”自身便摆脱了早期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类原始混沌观念，从而获得了某种相对明确的理性属性。显然，这表现出一种将世界加以非神秘化的客观主义态度，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理性主义态度。这种客观主义态度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世界之间可能存在的原始性迷信关系，在人类面前，世界再也不是被膜拜的中心，而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充满着美的光辉的客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正统基督教教义的“非神化”思想也给予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很多有益的启示。人们知道，近代美学的产生来自于对于美的现象的对象化认识，而这些美的对象首先来源于人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由于基督教剥去了笼罩在世界现象身上的神秘化外衣，世界的存在便由此呈现出客体性的或实体性的面孔，由此也导致了人们对于周围的世界采取一种清醒的客观主义审美态度，而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才分化和衍生出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理性化精神。 另外，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与受造物、上帝与人以及人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量齐观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究其原因，正如神学家考夫曼所言，在于基督教眼中的上帝与人之间具有根本的亲缘性：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按照他的模样被创造出来的。根据《创世纪》的说法，上帝创造万物是凭借语言，而造人是他亲自动手的。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最后才创造了有理性的人，使得受造物一步步趋于完善。约翰·司各脱·阿里根纳则提出了“人是缩小了的自然”的主张，他指出，人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便赋予世界以秩序、统一和美，“理性告诉我们，认识的主体是优于被认识的客体”[6]。托马斯·阿奎纳将人视为万物存在中的最高层面，他认为人把存在、生命和理智统一于一身从而成为上帝之外的最高成分。[1]由此看来，上帝在创造人之际就赋予了人一种高等特性，这便是人的理性。他之所以特别施恩于人，在于想让人以他的形象来认识和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与人具有某种亲缘性。这样一来，人便成了上帝和他的创造物的中介。在剔除掉基督教所宣扬的绝对信仰主义因素之后，基督教对待理性的上述态度还是有许多值得首肯之处。进一步说，就契合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要求而言，这里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点，基督教并没有彻底否定人的理性能力，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理性的价值，这就为近代理性主义美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开辟了信仰上的空间。第二点，基督教将人的理性定位于世界的层面，这就为近代理性主义美学客观地审视和把握人和世界的审美关系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平行支点，即人们可以自由地立足于美学认识的层面来思考这个世界的审美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