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2204(2004)02-0001-05 现代削方美学以存在为核心，而后现代西方美学则以语言为核心。[1]海氏美学思想一方面确立了存在的本体地位，从而标志现代西方美学的完成；另一方面又开拓了语言释义学的存在领域，从而又标志着后现代西方美学的开始。如果说康德美学问题（人的二重性问题）之解决标志着近代西方美学的终结和现代西方美学的开始，那么海氏思想工作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西方美学的一种完成和后现代西方美学的开始。[2]海氏的存在本体论美学与语言释义学美学就像两盏明灯，照亮了美学的未来之路。中国主流美学对实践的关注，往往是以牺牲存在、语言的维度为代价的。中国当代非主流美学如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修辞论美学、否定美学等又往往在青眯存在（此在）与语言的同时，又漠视了实践的基础功能。未来美学本体既不是中国主流美学的“实践”，也不是西方美学的“存在”和“语言”，而是包含实践与语言的“生活存在”。 一、海氏美学标志现代西方美学的一种完成 近代西方美学是一种认识论美学，它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为完备的体现。整个西方现代美学就是以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知识本质论为开端的。叔本华、尼采首当其冲致力于对黑格尔美学中那个居于人类思想宝座的绝对理性展开颠覆，其间经由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努力，这个绝对理性的神话才彻底破灭，一种新的观念的现代美学才得以完全确立。 现代美学一开始就肩负双重使命：一是反对理性本质主义美学，恢复实存和性灵生命在美学中的地位；一是反对美学认识论地位，重新奠定美学的本体论地位。前一使命由尼采、弗洛伊德等人完成，后一使命由海氏完成。尼采和弗洛伊德彻底动摇和打击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本质主义，扭转了近代美学一边倒的认识论倾向，恢复了主体生命在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弗洛伊德，使理性意识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他使无意识性本能凸现为现代思想的地平线上的一道亮景，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3](P32)但是他们在美学的本体论上仍是固步自封，他们反对理性本体，却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和“力必多”（Libido即性本能）冲动当作另一种本体即非理性无意识本体。无论是理性本体还是非理性本体，都不是真正的本体。因为理性或非理性都属认识论的范畴。尼采和弗洛伊德不过是将认识论从一个极端（理性）推到另一个极端（非理性）而已，还只是在认识论里兜圈子。现代美学本体论的真正完成者是海氏。海氏直接从康德问题入手，不仅确定了美学的本体论地位，而且开辟了美学更广阔的前景。 康德美学（《判断力批判》）是其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与伦理学（《实践理性批判》）的桥梁。康德使美学脱离认识论，在其哲学体系中为美学争得了合法地位。但康德囿于笛卡尔的“我思故 我在”的认识论前提，因而无法真正解决自然必然与自由、物质与精神、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二元对立。尽管康德发现了问题，并力图以美学为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事与愿违，没能把“心中的道德律”与“头顶的星空”内在地沟通起来。海氏指出：“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而这一耽搁是由于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才一并造成的。”[4](P30-31)海氏认为在认识论前提下解决康德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跳出这个圈子，必须从存在论的本体论出发，才能解决认识论的二元对立。认识论关注存在者之本质；而存在论关注存在者之存在，它既强调存在者在现实中出现的实际状况（即实存），也强调存在者之固有本质，并且认为万事万物因人而在。人是具有超越性的存在者，海氏称为“此在”，此在的存在是一切科学的根源，美学以及“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4](P15)这样海氏以存在论的主体性消解了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以存在者之存在消解了存在者之本质，完成了康德的美学革命。海氏存在本体论，不仅使康德以来的近代美学问题（二元对立的调解）迎刃而解，而且使尼采以来的现代美学的本体论基础得到奠定。西方美学从此成为有根的文化。海氏美学意味着对近代美学的彻底革命，意味着现代美学的完成，如图1所示。
图1 西方近代美学发展脉络 二、海氏美学是后现代西方美学的开始 后现代美学派别林立，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其思想观点各异，但有一点共性：以语言为核心。语言何以成为后现代美学的核心？这是因为后现代美学是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精神导师的[5]，学生革命没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却遭受无情的镇压。严酷的现实使他们将斗争的矛头从国家机器转向语言。语言是作为知识分子最熟悉不过的领域。颠覆语言，既能发挥特长、保全自己，又能实施颠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隐蔽目的。或许可以说，颠覆是所有后现代美学思潮的灵魂，而语言则是他们用来颠覆的工具。表面的语言（文本）批判隐藏着内在的颠覆：颠覆现行的国家机器，颠覆逻格斯中心主义，颠覆一切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