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陶东风先生自己讲，“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话题是他在2000年扬州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注：参阅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文的第1条注释，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2003年4月和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分别与《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一道召开过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研讨会，2004年4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又召开过以“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候”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比较遗憾的是，虽身在北京，这几次研讨会我都没有参加；在此之前，我对这一话题虽有耳闻，也曾翻阅过相关文章，但并没有留意。2004年5月16日，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学术研讨会，为准备会议发言，我仔细阅读了《文艺争鸣》和《文艺研究》上发表的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文章，觉得这一命题存在着一些问题，于是便选择了这一命题与陶东风先生的文本作为质疑对象。为什么选择陶东风先生呢？原因有二：一是觉得他是我的师兄也算是老师，与他商榷就是向他请教。即使有叫板之嫌，叫错了他也能够担待。二是自认为对他近年来的思想走向比较清楚，但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无法同意。比如，早在90年代中期，当他与王蒙对话并质疑“人文精神”、批判“道德理想主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观点有些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商榷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适合中国当下的现实。于是，当我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时，除了对这一命题本身进行质疑外，我没办法不想到陶东风先生十多年来的著作文章，也没办法不对他所动用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行清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写出了一篇与陶东风先生商榷的文章：《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注：拙文与陶东风先生的回应文章同时刊发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对于我的这篇文章，陶东风先生马上作出了回应。在《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一文中，他主要对“三种范式”做了分析，并对他的思想走向进行了自我梳理。他说：在赵勇看来，“我已从一个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妥协者或中立的‘阐释者’”。他认为我的判断不对，并在他的文章中拿出两段文字作为论据，对自己的价值立场作出了重要申明：“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同时他还指出：“我的确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文学者应该重视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众塑身热情、消费主义等的研究。但是一个不应该忘记的常识是：在学术的意义上呼吁重视一种对象，不等于在价值上倡导它（否则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难道他是在倡导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陶东风先生的申明非常可爱，但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现提出来，继续请教。在与他商榷的那篇文章中，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有个基本判断。我认为“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因此面对这种虚假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祛魅与批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陶东风先生的文章中，虽然个别篇什也在祛魅（比如他对广告的文化解读），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则是取消了批判，祛魅也淹没在他那种说不清是无奈还是欣赏的解读或阐释兴趣中。究其原因，我以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他始终持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虽然他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建构原则之下的身体美学热流露出某种怀疑，（注：参阅陶东风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但这种怀疑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主要方向。因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先生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注：参阅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注：参阅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注：参阅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法兰克福学派的主流声音提倡文化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主张文化反抗，后现代主义讲究什么呢？是不是更多地要讲协商、对话或意指实践(signifyingpractice)，或者像鲍曼所说的，后现代型的知识分子要由原来的‘立法者’变成一个‘阐释者’？（注：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如果我的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陶东风先生后撤的路线已非常明显。而且，这种已经后撤的立场与姿态不光是陶东风先生一个人的，它为一批学人所共享、维护和发扬光大，并且成为我们思考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与社会、时代、文化、文学等等进行交往时的重要的思想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