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5)03-0246-03 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不是结束历史，而是开启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机会 。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集团对于“革命”一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力图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殊要求，以获取其特殊利益。 “革命”在亨廷顿那里是作为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出现的，毛泽东则将 其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略的基本理念。由于二者完全迥异的东西方背景和时代背景，以 及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二者的革命观有很大差异，但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又使得 他们的革命观表现出诸多共同点(注：鉴于亨廷顿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止于1949年，毛泽 东超出民主革命的论述与亨廷顿的革命理论没有可比性，故不在比较之列，因此本文的 比较研究都是在毛泽东的民主革命理论和亨廷顿的革命理论之间展开。)。 一、关于革命起源的比较分析 对于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解释模式可称之为“压迫—反抗”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广 泛存在的剥削、压迫、奴役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人们不甘于受压迫受剥削，于是就 反抗，就斗争，就革命，希冀通过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革命 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 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1] 毛泽东的“压迫—反抗”模式是一种阶级斗争分析模式。他认为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 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2]所以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亨廷顿对革命起源的解释模式则可称之为“制度—参与”模式。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僵 硬脆弱的政治制度无法容纳满足社会势力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参与要求在现 存政治体制内得不到满足，就只好诉诸体制外的非法手段——革命。可见，革命实际上 是政治参与要求在现存政治体制之外急剧爆发的结果，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 。所以亨廷顿指出：“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制度结构之外广泛而迅猛地扩大。” [3]革命的根源在于传统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严格限制和新生社会势力扩大政治参与 的强烈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大多发生在专制独裁国家，这 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很少显示出有为新生社会势力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的能力。而 那些民主的政治体系，由于已经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政的精英分子的一套 程序，所以对革命具有免疫力。这一事实说明，僵硬脆弱的政治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 材料。 他同时强调，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存在着抵制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而且需要有追求 此种扩大的社会集团。事实证明，在封闭停滞的传统社会中，鲜有革命的发生。只有在 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革命才有爆发的可能。这是因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 ，新生社会势力层出不穷，人们改变现状的期望值急速提升，参政要求不断膨胀，给予 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造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不能及 时化解，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可见，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新生社会势力是制造 革命的又一原材料。由此亨廷顿判断：“革命发生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和政治制度较为 脆弱的地方。”[4] 不难看出，毛泽东亨廷顿二人对革命起源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全然不同。毛泽东对 革命起源的分析运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关注的焦点是阶级斗争，认为阶级利益的对立 引发阶级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导致革命。而亨廷顿的革命起源分析则是运用了政治 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参与危机，认为传统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与新生社 会势力对政治参与的渴求发生矛盾，矛盾的尖锐化引发革命。运用亨廷顿的分析模式， 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晚清政府僵化的政治制度所能提供的政治 参与通道过于狭窄，不能够有效同化具有强烈参政愿望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孙中山最初 曾对清政府抱有期望，1894年春他曾上书给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同样，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推动光绪皇帝开展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即遭扼 杀。孙中山上书的失败和康梁变法的夭折表明，体制内参与的道路走不通，从此暴力革 命成为志士仁人们面对满清政府的惟一选择。 尽管两人的分析角度有很大歧异，但是实际上可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以1927年后的 中共革命为例。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阶级本质，指出，“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 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 害。”[5]在此僵化的专制政权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 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因此，蒋介石政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压迫——反抗”的模式，开展武装斗争，推翻蒋介石 政权成为下层民众的必然选择。而按照亨廷顿的“制度——参与”分析模式，1927年后 的中共革命同样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1928年蒋介石按照新专制主义政治模式建立了自 己的统治，拒绝进行任何社会改革，以暴力手段进行强制性社会政治整合，对于异己政 治势力，军事征伐、政治拘捕及思想迫害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本质而言，其统治实 际上是中国传统专制统治的延续。蒋介石政权基础的狭窄性使其无法为下层民众提供合 法的政治参与渠道，其他社会政治群体的变革要求只能诉诸体制外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