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那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而在群英荟萃的中国共产党内，陈云同志又以他光辉的业绩和不朽的风范，特别是他那崇高的人格，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格体现。毫无疑问，人格与思想理论不一样，是十分个性化的，一般指的是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气质、能力、作风等特征的总和。但是，从人是社会人而言，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又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可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那么，能不能把一定的人格也作为一定的思想体系的一种表现形态呢？这是需要研究和说明的。思想体系的主要表现形态无疑是理论，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理论，特别是用以指导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必定会在人格上表现出来，并以人格的魅力增强理论的感染力。毛泽东思想的巨大感召力，不仅在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于毛泽东出众的才华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所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风貌。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有创新，而且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质朴情怀以及独特的革命风格，打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态，不仅有普遍性的理论成果，而且有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人格化成果。 能不能把陈云人格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们党有一个好传统，总是强调党的思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讲的“集体智慧”，既可以指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及其提供的经验，又可以指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性实践及其经验。这样强调党的思想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完全正确的。陈云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参与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有影响。陈云人格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他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与党的伟大实践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陈云人格处处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和光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了陈云人格这样非理论形态的成果。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陈云人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道德风尚和崇高境界的凝结和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和光荣。那么，陈云人格具有哪些特点呢？ ——实事求是，敢讲真话。陈云同志的一生，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实”，二是“真”。纵观他领导经济建设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全国解放初整治上海经济秩序，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党的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为扭转经济困难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坚持求实求真的科学方法和优秀品质。在全党都讲实事求是的年代，求实求真在党内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党的思想路线偏离实事求是的时候，陈云同志那求实求真的品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面对着“大跃进”的狂潮，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不管钢铁生产高指标是谁提出的，挺身而出，屡进建言，为降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据理力争，给全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服从真理，遵守纪律。在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正确主张而又没有为中央最高领导接受的时候，面对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从不退缩或见风使舵，而是抱着服从真理的态度，让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作为一名党的忠诚战士，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除了在正式会议上向中央陈述自己的观点外，决不在外边散布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对待包产到户问题上，1962年，他经过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注意到一些地方为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实行的联系产量责任分解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云同志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定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向毛泽东同志写信要求面谈。这种尊重真理又遵守纪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得到全党同志的好评。 ——无私无畏，坚持原则。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是不是是非分明，敢不敢坚持原则，怕不怕得罪人，这些都是党风中的问题。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是非分明、不怕得罪人的革命胆略。这种胆略，加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构成他无私无畏、坚持原则的高尚品质。我们都知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完全赞同关于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张，同时在东北组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这一著名发言。众所周知，陈云同志这个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好比一声春雷，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步伐。这种无私无畏、坚持原则的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公正公道、光明磊落。陈云同志是一个党性非常强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根据党的原则公正处事、公道待人。值得指出的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判“四人帮”，坚决反对提拔“三种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他实事求是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在开展组织上的清查工作时，陈云同志再次以他丰富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政治问题要格外慎重处理、不要扭住不放的政策性原则。这一重要的政策性原则，既坚持了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又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是为了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而他能够在别人想为而不敢为的时候，站在党的立场上公正公道地对待各种人和事，光明磊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确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