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的父亲陈云诞生100周年。他虽然已经去世1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长久地震撼着我们，长时间影响着我们对人生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作为他的子女，我们虽然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来逐步理解的。对他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父亲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评价。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父亲一生的经历艰难而丰富，以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很难对他有一个完全准确的认识。当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长期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他告诉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1933年，他与毛泽东同志刚相识时，对毛泽东同志并不了解，但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父亲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对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费尽心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认为毛泽东同志“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延安时期，父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时间越长，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解越准确深刻，并深深被毛泽东同志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探索与奋斗精神所鼓舞。他曾对我们讲，他在延安利用养病的时间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电，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思考很久后，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想问题做事情的根本思想。那时，毛泽东同志在与他三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他学习哲学，他照着去做了，终身受益。 从那时起，父亲逐步表现出彻底的实事求是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他曾反复对我们讲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只有从现状表面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贵在深入、翔实和缜密；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形成对情况的整体把握；要请基层了解情况的同志把情况谈透，从无数细节中发现问题，认识发展趋势与规律，挖掘基层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主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宽，但是始终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写总结报告。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中央决定中组部的工作要由过去面向延安转为面向全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并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问题。当时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中组部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掌握不够。为此，他用了大量时间披阅和听取各个地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以及地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在此期间，他曾与组织部的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的方法，陆陆续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华北地区基层情况进行调查，先后邀请了华北6个不同区域的9个乡党支部书记来延安谈基层情况，每个乡的情况都谈了3天3夜，留下了9份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这样的调查方法，使他对各个地区，包括远离延安、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以及敌占区的基层情况，心里都有了底数。在此基础上，他亲笔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并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发动群众、巩固基层党组织、开展敌后工作的意见。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把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和以往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改革组织工作方法，制定了比较正确而完整的政策，使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更加活跃并且是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7年之后，全国党员的数量从3万发展到121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适应年龄与身体情况的变化，他把自己主管和关注的工作，收缩到精力与体力允许的、他认为最必要的范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对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亲笔起草报告、讲话或亲自提出提纲，待秘书成稿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推敲；坚持对未经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底数的事情，不提出决策性的意见、建议。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我们亲眼看到，1979年5月到6月，已74岁高龄的父亲受中央委托，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对上海宝钢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围绕宝钢建设，有各种不同意见。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钢铁行业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他不愿轻易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他带着问题到上海，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同志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同志深入探讨问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材料。最后，他再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通过不断交换意见，他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认识越来越深入完整。最后，在6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宝钢问题的8点意见，认为这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虽然上马仓促了，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即使困难，也要下干到底的决心，各个部要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他还提出，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主张全国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而且应该不止一次；要在宝钢建设和持续论证过程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支持，而且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宝钢问题有了结论之后，他由于过度疲劳，生了一场大病。在回忆对宝钢问题的决策过程时，他对我们讲过，对有争论的重大问题，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大的决策不能太快，要慎之又慎，决策过粗过快容易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很难弥补；要保证决策不失误、少失误，就要拿出时间，让专家、内行和当事人围绕中心议题，放开思路发表意见，要有几个方案拿出来做比较。正确的观点是在争论中产生的，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