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5)03-0011-07 党内要充分发扬民主，是贯穿陈云革命人生的一个重要主张。他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已成为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陈云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深知党内民主对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和促进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他致力于探索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重视的重要思想。 一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我们党深入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正确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个深刻而精辟的论断。这表明，我们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应当说，这个重要论断的提出，也凝聚了陈云一贯主张的、特别是在新时期着力阐述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敏锐地看到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1940年3月，陈云在抗大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1]同年10月，他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的《关于纪律、民主、党员与非党员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民主可以充分发扬党员的积极性；可以反映下层意见，改善上层领导；可以使党员深刻了解党的路线，保持上下意见一致。”[2] 在这里，陈云把纪律与自由、集中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特征提了出来，从而深刻说明了加强党内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活动中，就是以民主制作为建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恩格斯曾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3]共产党要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正因为这样，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就理所当然地把民主制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的一个准则。陈云正是从这样的认识高度，指明无产阶级政党是“最讲民主”的。同时，陈云还把加强党内民主作为党团结、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并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的保证条件提了出来。他从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指出：“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因此，“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换意见，反而容易集中”。[5]在他看来，只有交换意见，才能团结，也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如果这个下级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他就一定会积极起来。”陈云认为，党内不要怕争论，“宁可争论，不要形式上的一致通过”。否则，在思想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执行党的决议案，“就不能发生很好的效力”。所以陈云指出：“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6] 陈云还着重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认为，由于执政的地位使党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比较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比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必然脱离甚至欺压群众，是民主的大敌，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展的最大障碍。 当党还只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时候，也就是在1939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党的二大上，陈云就特别着重地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7]1940年1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8] 陈云在党执掌全国性的政权以后，不断提醒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戒骄戒躁，充分认识执政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1954年2月，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出现，陈云指出，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家”。他认为，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和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有些人开始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随着官越做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这种由革命到只想做官的变化，也就是一个由“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的演变过程。事实上，发生这种变化必然把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使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受到践踏和破坏，危及党的肌体和党的事业。因此，陈云严肃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9] 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这种严峻的考验，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是党的许多领导人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刘少奇在1948年12月对马列学院学员的讲话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人腐化，官僚化。”[10]周恩来在1957年4月也深刻指出：“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