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5)02-0022-05 在构建毛泽东伟大思想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合力中，墨家文化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分力。人们习惯以“儒道互补”解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构成，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圣贤仁人、民为邦本、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主义人格理想；而道家文化精神则造就了毛泽东飘逸洒脱的浪漫主义诗人情怀。但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从人格精神上讲，他那种任侠仗义的豪杰品性、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勤俭苦拙的生活作风、重质轻文的价值取向以及伴随着他一生的革命道路，都与墨家文化有关。尽管这些也可以在儒家经典中得到部分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墨家文化中却可以找到更为清晰和直接的印证。 （一） 墨学在先秦曾与儒学并称为“显学”，双方都因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1]，但两家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儒家明确主张要全力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而墨子则主张“背周道而用夏政”[2]，他以大禹的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和实践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并创立墨家学派。代表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从开始就存在重大分歧，汉代以降，随着儒学的独尊，加之其本身的不切实际性，墨学的式微几乎成为必然。但是墨学的思想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模式却顽强地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并构成民间反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毛泽东对墨家价值理想和人格精神的认同，既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独特的地域文化。首先与近代墨学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当人们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众思想的愚昧麻木，而重新审视和追问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时，尘封了两千年的墨家学说逐渐被一些急于寻求有效的救国图存之路的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孙诒让首倡墨子“勇于振世救弊”的入世精神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献身精神[3]；梁启超取墨者“任侠”之义，自名任公，极力鼓吹“墨学救国”论[4]。孙诒让、梁启超诸人对墨学的推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引起了思想界的共鸣。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极力鼓吹墨学的现代意义，尊墨抑儒已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 毛泽东接受墨学的影响还有一条重要的精神渠道，那就是湖湘文化。湘学历来有崇尚禹墨勤俭苦拙之风的传统。近代湘学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便对墨学极为推重，其学曾被后人概括为“混合儒墨”，他曾说：“置身能如墨翟之俭”，“可师矣，不可弃也”。[5]湖湘文化另一大特色，就是尚武任侠。谭嗣同这位近代湘学的重要人物，其性格气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那种勇于牺牲的烈士风范。谭氏在《仁学·自序》中自称“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的确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悲壮结局光大了墨家的任侠人格风范。 在五四大潮的洗礼和特殊的地域文化熏陶下，毛泽东早年即受墨学的沾溉，这一点在《讲堂录》的笔记中便可以找到印证；而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墨家学说的精神旨在“达其个人之正鹄”[6]。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他悉心探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时，又重新认真地研究了墨子的思想，盛赞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并批判地继承了墨子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然而墨家文化对毛泽东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其理想的人格模式和社会价值理念。出身于农家，毕生与农家文化保持精神联系的毛泽东，已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把墨家优秀的道德规范及令人景仰的人格模式内化于自己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理想中，并不断加以实践和光大。 （二） 墨学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墨子最基本的价值理想几乎都在毛泽东的人格理想与实践中得到体现。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的基本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7]。“兼爱”的互爱互利，要求应当爱人如己，而且不分贵贱地爱所有的人，特别是“兼爱天下之百姓”[8]，这与儒家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爱有差等”是不同的。墨子讲兼爱，常与“利”相提。墨子所谓“利”，非个人的私利，乃“天下之利”[9]、“国家百姓之利”[10]、“万民之大利”[11]。这既是圣王之道，又是仁人君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对于墨子本人来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积极评价了墨子的兼爱之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12]从人格精神上看，毛泽东相当完美地实现了墨子的“利天下而为之”的人格风范。如果说被青年毛泽东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精神之个人主义”，还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完善，那么当他自觉地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后，就始终以墨子式的胸怀去爱利天下百姓，始终站在底层大众的立场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一生所恪守的价值理念。就社会价值理想而言，墨子的兼爱之说对毛泽东更具有诱惑力。无论从早年的“新村主义”和“湖南公社”，到“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根据地，还是从“桃花园里可耕田”的人民公社到他所津津乐道的张鲁式的“社会主义作风”，都与墨子所构想的“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13]，“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14]的理想社会何其相似！有人提出，这种社会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几无二致。对此，一些著名学者曾有过说明，“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