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1-0005-12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对一个工作调查团的讲话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p378～379)关于1920年读到上述三本书，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话，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也说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此说可能在时间与版本的记忆上有一点小出入（注：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自己是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到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的，而实际上陈译《共产党宣言》是在毛离开北京四个月后才于上海出版的，其时毛也已离沪返湘，可见毛泽东1920年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可能不是陈望道翻译的版本。），不过这完全不影响本文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段话所反映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一 “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几乎可以概括毛泽东的毕生业绩，也即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题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便持此说。对于“阶级斗争”这个外来名词与概念，毛泽东的理解则非常“实际”：“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2]“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3]促使毛泽东这样看问题，正是革命在客观上的要求。他指斥梁漱溟观点的要害就是反对革命，是“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4](p109)。把贫富差别视为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乃至中国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毛泽东说，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5](p34～35)这里说的“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没有财产者；而“贵族阶级”也非西方的概念，但穷人反富人、下等人反上等人的斗争或曰革命，确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进而毛泽东用最切合中国实际的语言道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6] 《共产党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7](p261)；恩格斯晚年著《法德农民问题》再次强调小农是“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并批评法国社会党的纲领迁就了农民。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他谈及可以将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8](p299,315)领导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提出争取农民、工农结盟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俄国农民在革命中对工人和士兵的斗争支持很有限，对立却不少。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则是毛泽东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大创造，也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贡献。他看到：“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9](p128)；“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0](p625)而现实也是如此。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发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11](p294)毛泽东之看重农民，是看重其（主要指贫农）最有革命的要求，“最听共产党的领导”[12](p20)。如他所言：“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5](p40～41)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13](p147)。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给了“最革命”的贫农以最高的评价：“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12(p21)是啊，在一个要求革命的国度，有什么比革命的要求更宝贵呢？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决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原拟被调往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4]这便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端。他的做法与俄国经验不合，也必然同按共产国际指示办事的党中央领导人发生分歧。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曾委婉地抵制上海中央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认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2](p102～103)在彻底战胜了王明等“国际派”后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直言总结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9](p305)其轻“本本”重“实际”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