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5)02-0038-05 毛泽东之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孤立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来掌握、运用和发展，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对实践标准的运用与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深入研究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规律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运用、发展实践标准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一、进一步阐明了实践主体，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中国革命必须分作两步走的客观真理，阐明了我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毛泽东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准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他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并且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是长期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清王朝后期日益腐败，国势日益衰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等，逐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使中华民族处于被奴役地位，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救国救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但结果都失败了。其中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企图向西方列强学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以后也都变成了泡影。只有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问题，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的问题，从我国千百万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西方和东方日本虽已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侵入中国并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要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条件决定的。 中国革命虽然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但不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作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由中国实际情况决定的。 第一，从旧社会性质来看。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仕会，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必须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完这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 第二，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人类社会是按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薄弱。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劳动，科学文化也很落后，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积极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然后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说：“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4] 第三，从旧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毛泽东指出，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使人民得到解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首先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进一步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和生产力标准，揭示了我国务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正确地制定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5]他在这里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他还把实践标准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对实践基本形式和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明，为深入揭示我国各阶级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认清敌友我，正确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