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6-049-04 毛泽东的成功与他一生广交朋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年过花甲后曾说：“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P26)他以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告诫世人结交朋友的重要。通过对青年毛泽东择友活动、择友理念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考察研究，我认为他先后经历了情感朋友——品学挚友——事业战友三种境界。探讨青年毛泽东的择友境界，不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青年毛泽东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发展轨迹，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交友处世也不无借鉴意义。 朋友：情感相依 生活互助 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一种境界是以朴素的同情心为基础，结交生活上的情感朋友。进入此境界的时间大约在1910年秋。 少时的毛泽东深受父母的影响，他的品格里，既体现了对严厉专横的父亲的反抗和背叛，更凸现了从勤劳善良的母亲那里继承的诚实和同情。他在《祭母文》中对母亲的仁爱品格非常崇敬：“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2](P411)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从小就极富同情心：秋收时节，突降大雨，他先跑去帮佃户家抢收，然后再去收自家的谷子；天寒地冻，他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夹衣，赠送给一位衣着单薄的过路青年；在读私塾的一段时间，他将从家里带的饭菜分出一半给一位因家贫而带不起中餐的同学，等等。从小培养起来的这种对弱者的同情，使青年毛泽东在最初结交朋友时，把情感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到湘乡东山学校求学。在富家子弟占多数的这所新式学堂，因为他“平常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衫裤”，又不是湘乡人，总是“被人讨厌”，这使他“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他后来回忆说，“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3](P23)。这位作家就是肖三，当时，毛泽东常向他借书，与他交谈读书心得，他们互相帮助，成了要好的朋友。从此以后，结交朋友成为毛泽东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在那里，他都非常注重交朋处友。在辛亥革命后的半年新军生涯里，他通过为士兵们写信或做其他类似的事来帮助他们，“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交上了朋友，尤其“非常喜欢”同班的“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3](P29)。1913年春，毛泽东报考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得到两个朋友的鼓励，作为回报，毛泽东“替这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20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时仍坦诚地说：“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3](P32)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结交朋友主要是受感情的支配和驱使，觉得友谊高于一切。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1915年夏。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一种境界是其择友的初始阶段，它是以情感为基础，以生活上的相互帮助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同情弱者、寻找感情寄托为特点的情感表露，既没有成熟的思想观念，也缺乏具体明确的既定目标，既纯朴又厚实。显然，这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浅层次的交友活动，因此，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原始的情感表露和对交友的渴望，为他迈向择友的更高境界奠定了基础。 挚友：学业相长 品行相砺 青年毛泽东择友的第二种境界是以情感为基础，结交志趣相同的挚友。进入此境界的时间大约在1915年夏季。 1915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对结交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大胆的择友举措和初步形成的择友理念，表明他进入择友的一种新境界。6月，他在《致湘生信》中写道：“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2](P8)7月，在《致友人信》中，阐述朋友间“互质参观，可以张知”，可以“共学适道”的道理，9月，他向肖子升表示：“求友之心甚热”，“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2](P28)并请肖子升介绍“贤者”为友。11月，他给在北京的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2](P30)他深感“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2](P89)。毛泽东提到的“效嘤鸣而求友声”和“乃作一启事”，是指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的《征友启示》，罗章龙和李立三就是通过这则启示而与毛泽东结识的。虽然响应者不多，但对仅有的几封回信，毛泽东仍觉得“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此境界，毛泽东择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其一，学业进步。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对当时学校的很多校规和开设的课程十分反感，这是他在一段时间里不安心学校学习的重要原因，觉得“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2](P31)。“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2](P90)，时有“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2](P21)的想法。为什么毛泽东最终没有离开湖南一师？他结交的师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师友人格魅力的吸引与劝导，使他不舍离去。当时，一师聚集了一批德高业精的老师，杨昌济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最为佩服”，视为楷模，在很多方面模仿效法。杨昌济对这位“出自农家，资质俊秀”的学生倍加器重，精心栽培，除课堂授业外，课外还进行个别辅导，循循善诱，“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在此期间，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任何人。比毛泽东只大三岁的年轻老师黎锦熙更多的是向毛泽东传授读书学习方法，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有20余处他们在一起谈论“读书法”的记载。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2](P21)。“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2](P31)当毛泽东将自己想离开学校自学的想法请教黎锦熙时，黎锦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先后倒置。一番道理使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2](P21)。与此同时，徐特立、王季范、袁吉六等老师也给他很大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劝导下，毛泽东才认识到“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2](P7)。其次，学友间的相互勉励和帮助，使他受益匪浅。此时，毛泽东已认识到，朋友间的“互质参观”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2](P18)？他在同学中结交了一批朋友，有肖子升、蔡和森、何叔衡、肖三、罗学瓒、周世钊、张昆弟等。与肖子升、蔡和森交往最密切，友谊最深。毛泽东与肖子升早已认识，在一师，肖子升是高他三个年级的师兄，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很快成为挚友。肖毕业后在长沙任教，两人虽常见面，仍“思念殊甚”，约定七天一信，有时甚至两天一信。同时，肖子升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予毛泽东很大帮助，鼓励他专心学习。毛泽东对肖子升的慷慨帮助和支持，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常感叹道：“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2](P28)“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非子升，畴能以道为予言者邪？”每每接读肖子升的来信，他“披读之余，距跃三百！”[2](P18)深感“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2](P36)。1917年夏，肖子升请毛泽东为他的《一切入一》读书札记本写序，毛泽东欣然应允，只用七百余言，将“知识靠积累”的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暑假，他们结伴徒步游历湖南五县，历时月余，风雨同舟，甘苦共偿，更加增进了友谊。肖子升后来曾说，当时“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4](P49)。毛泽东与蔡和森是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才结识的，他们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彼此都被对方的好学上进、勤奋刻苦的品质所吸引，很快成为好友。1915年秋，蔡和森转入湖南高师，他们常在杨昌济老师家聚会，在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新青年》等书刊，一起研讨学问，探求真理，思想上几乎达到相同的境界。蔡和森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5](P56)表明他们的友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