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长期遗失，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未能选人，付诸阕如，直到1991年才补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第一卷中，成为《毛选》第二版增补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在1961年1月见到他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欣喜之情溢于言表，3月他在三南会议讲话中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1](p.252)他还说过丢了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在紧接着三南会议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对这篇文章作了系统的介绍，逐节进行讲解，足见他的重视和喜爱。后来，这篇文章经他修改审定，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公开发表。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反对本本主义》（当时题名《关于调查工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2](p.225) 下面我对这篇文章作一些介绍。 一、《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毛泽东自己有过说明。他在1961年3月11日为向三南会议印发这篇文章而写的一个批语中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3](p.438)两天后，他在三南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年写的。”[4](pp.252-253)3月23日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 毛泽东所说的“一番大斗争”，是指当年红四军党内对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新时期，进入独立创建军队掌握武装的新时期。红四军建立后不久，四军党内关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毛泽东列举了14个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问题、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集权制与极端民主化问题、创建根据地与流寇思想问题、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问题、对时局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坚持党必须领导军队，指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1](p.68)；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流寇思想；指出对敌斗争必须集中兵力，反对分兵冒进；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反对悲观主义，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四军中一些同志却不接受。 红四军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斗争，在1929年上半年逐渐激化起来。一是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红四军前委在4月3日收到。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将红军分成小部队（数十 人至数百人，至多不超过五百人），散入各乡村中去；二、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来中央，因为目标太大。这封信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人回到国内发出的，贯彻了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正确认识。周恩来1944年3月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明了这个情况。毛泽东在收到中央二月来信的第三天，即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对来信中提出的那两点，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1](p.54)，强调“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1](p.56)，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过去“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但是，二月来信还是使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一些同志受到鼓舞，毛泽东指出“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5](p.8)。二是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又派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红四军工作，刘到后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红四军中制造派性，排挤毛泽东，使四军党内原有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和公开化，突出地表现在要成立军委以削弱甚至实际上取代前委的领导。刘安恭照搬苏联军队的一长制，贯彻共产国际某些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1](p.67)。后来毛泽东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梆的关系，破坏团结。”[4](p.257)刘安恭在红四军中搞的这一套，使毛泽东很难工作，他的正确意见不能贯彻，但又要担负领导责任。这时，毛泽东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了，他心力交瘁地说“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1](p.75)。接下来就是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的召开。毛泽东的一些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受到批评和非难，还说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会议越权改选由他人担任。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发出指示信，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指出“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现在还没有需要组织军委的那种情势；批评红四军党的七大在严重的局势下不“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而“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指出“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他“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6](pp.39-42)这个八月来信，可惜红四军没有收到。接着，中央又发来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中的一些错误思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仍任前委书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九大通过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