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5)01-0027-06 在延续至今并将在今后还要传承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毛泽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基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且为时人，乃至今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毛泽东所开创的事业和道路正是中国人民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的精神力量和道路。因此，传承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坚持他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工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面伟大的旗帜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举起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任务，并在这次会议上和会后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从而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灵机一动，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是毛泽东在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出来的。早在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但同时也遇到挑战，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时便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些抽象的名词，它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1]（第68-69页），必须研究怎样把理想应用于所处的实际环境，作实际运动，这样做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很鄙视那种把外国先进的东西视作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静止的教条倾向和做法。在这里，李大钊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少认真的思考，李大钊的上述观点也没有引起关注和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愈盛行，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并经过自己的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革命起死回生。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的基本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从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这一命题，举起这面鲜明的旗帜时起，就一直在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第534页）；另一个方面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第374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第一个方面。毛泽东也首先强调了第一个方面。因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正确应用的前提则又在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只知“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第407页）。因此，他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第534页）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所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又赋予它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第534页）。所谓中国的特点，是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特点，包括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综合，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实际”或“中国特性”，即“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或“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第534页）他强调要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去指导中国革命。另一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也要用中国的民族的形式表现、表达出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第534页）显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去灵活地指导中国革命。总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都要成为中国的，要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