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6-0079-05 《七律·有所思》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创作的一首律诗。其中“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两句，笔者在解读毛诗《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时，曾用来判断其创作缘由与时间的根据。因为在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这两首咏贾谊的诗，是仅有的不注明创作时间的诗作。笔者解读的结论是：《毛泽东诗词集》一书的编者，把这两首咏贾谊的诗，排在1966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之后，从时间的排序上，包含着一种暗示和启发。这两首咏贾谊的诗，可以让我们去探究诗人毛泽东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的所思所虑。这特殊的历史年代，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这所思所虑，就是《七律·有所思》中所诗意化表达的这两句“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所思所虑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怎样不失去自己的领导权和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问题。因为“凭阑静听潇潇雨”这句诗是从岳飞《满江红》中的“凭阑处，潇潇雨歇”脱化而来，可以让我们理解毛泽东当年正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不已壮心。这么理解，应该比较符合毛泽东此时此际的心境。回首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历史，可以这么评价，这首《七律·有所思》正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发展到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时复杂的心境。 1927年春天，毛泽东填写了《菩萨蛮·黄鹤楼》，其中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之句。对这两句词，1958年，毛泽东曾自作解人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1935年2月，毛泽东创作了《忆秦娥·娄山关》。娄山关，在贵州省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中央红军长征时，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1958年，毛泽东亦曾自我解题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我们知道，1927年“八七会议”和1935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两次会议。“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遵义会议”则是长征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是中国革命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到确立正确领导、取得比较顺利发展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期间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已不再显露有上述两首词填写时那种苍凉、沉郁的心情。相反，这些诗词中充盈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必胜信心的联翩浮想、慷慨豪情。 那么，笔者为什么将毛泽东1966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与上述两首词作相提并论呢？这首诗中的两句“正是神都有事时”、“故国人民有所思”就提供了笔者所以这样评价的缘由。“神都有事”，所指就是其时在北京如火如荼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波及全国，因此诗中又描写道：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这把火正是毛泽东亲自定稿的《五·一六通知》所点燃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应该解读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有所思的对象是故国和人民。“故国人民有所思”句，显然化用了杜甫《秋兴八首》第四首中的“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两句诗意。尽管毛泽东平生喜欢浪漫色彩浓厚、自我个性高扬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作，尽管毛泽东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时对杜诗只下过一句“是政治诗”的断语，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心境转换之时，诗意似已倾向于杜甫的沉郁、赅博了。杜甫创作《秋兴八首》，正逗留在三峡的夔州城。杜甫此时展望“安史之乱”后都城长安政局彼争我夺，文武衣冠人物得失无凭，西北边患未靖，对自己居处过多年的京都长安、故国家园不胜思怀。这两句诗中，进入杜甫视野与思考的政局、边患、衣冠人物、鱼龙寂寞，比较容易引发毛泽东此时此际的内心共鸣，并激荡起他的诗情。1966年5月15日至6月28日，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到过杭州、长沙、韶山、武汉等地。他远离“文革”“风雷”的中心地北京，遥念北国，对杜甫的原诗句“故国平居有所思”只是改动二字，突出了“人民”，其融入杜诗为国运民瘼的浩叹，当然不言自明。读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我们眼前不由显现出他凭阑听雨、独立沉思的身影，感受到他有所思故国和人民时，又一次涌动在心间的那种沉郁甚至有点苍凉的心潮。在此种意义上作一比较，这种心情的产生，颇类似于上述两次面对重大历史转折，他将要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抉择时那样的思维与情势。1966年7月8日，他曾写信给江青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信中所透露的思考正和他的这首诗一样，亦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与意味。对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回顾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与时局，毛泽东自认为中国革命又面临一次重大转折，心中自有一份对故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和欲回天地的深思。只不过毛泽东这一次主观判断有重大失误。与1927年和1935年那两次不同，1966年前后，他对中国时局和形势的估计严重偏离了当时实际的现状。随即根据这个错误的主观判断，他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